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第7/21页）

无论是从他给苏联指出的方向，还是从他在国际舞台上的表现来看，戈尔巴乔夫都是按照理想化的列宁来塑造自己的——这一点与斯大林完全不同。作为苏维埃国家与帝国的缔造者，斯大林对他本人和他的创造物几乎不加区分。他把对这些创造物的哪怕是最轻微的挑战都视为对他本人的侵犯。反之亦然，要是对他的声誉和权威有任何怠慢（特别是来自外国人），也要被视为对作为一个大国的苏联的声誉不可容忍的侮辱。戈尔巴乔夫没有感到与从自己前任们那里继承得来的那种形式的苏维埃国家及帝国有什么个人的联系。后来，他声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存联盟”。然而在实际上，他是想按照他所吸收和发展的思想来发动一场革命。

戈尔巴乔夫从斯大林和斯大林的继任者们那里继承了总书记的职位。但他除了权力、声誉、稳定和国家利益之外，还有其他要优先考虑的事情。他的第一个要优先考虑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合作与非暴力的基础上构建全球秩序。这就把戈尔巴乔夫——至少是在他的自我形象中——置于20世纪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圣雄甘地（Mahatma Gandhi）等普遍原则的倡导者行列。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作为国家建设者或国务活动家，这些人并不优秀。

斯大林与戈尔巴乔夫都对苏联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说这两个人的治国术有天壤之别。斯大林以其粗暴而血腥的方式成为苏联及其外部帝国的设计师；他采取的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了超级大国。他所喜欢的惯用手法是划分势力范围，而且让这些范围完全不受其他大国的影响和渗透。无论是苏联内部还是苏联支配的其他国家，他都会通过武力威胁和暗中的政治操纵对其进行彻底的控制。至于戈尔巴乔夫，即使是对有苏联驻军的国家，他也坚决拒绝把它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来对待。事实上，对于中欧各国的内政，他很注意采取不插手的态度。当亨利·基辛格1989年1月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小心翼翼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由苏美共同管理中欧改革的时候，作为“新思维”倡导者的戈尔巴乔夫对此却并未理睬，甚至还有点不屑。

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

斯大林向整个苏维埃国家和社会灌输了极端排外的思想；他把西方文化的影响视为对其政权的致命的威胁。一旦在某个问题上打定主意，斯大林就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其“路线”稍有偏离，他也难以容忍，认为那是异见的表现，要么有造成混乱的危险，要么是失控的征兆。他习惯把事情往坏处想；他怀疑西方所有的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甚至包括那些想安抚苏联的人，都在策划最恶毒的反苏阴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于西方没有一点点排外情绪或文化上的敌意。他喜欢西方人，尊重有着各种各样信仰的西方政治家并逐渐把其中的一些人视为自己的朋友。他遇事总是往好处想，并开始在国际事务中依照假定的善意、诚实、正直、守信而行事。

在其国外崇拜者看来，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行事风格几乎与西方政治家一样的苏联国务活动家。考虑到他的背景，这种现象在当时是无法理解的。当然，在他执政的头几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他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保留着苏联许多标准的老一套的看法。但即使是在把里根和科尔（Helmut Kohl）及其同事作为对手对待的时候，他也已经在开始拆除“铁幕”了：首先是允许知识分子和官员当中一部分经过挑选的、拥护现行体制的人与外国人自由接触，然后是为社会中其余的人开放外面的世界。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大家庭”这一想法的转变。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5年和1986年间被当作一种外交工具来利用的，是要挑起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之间的不和。到1989年的时候，它引发了公众的争论并成为“重返欧洲”、拒斥斯大林主义封闭社会的同义语。戈尔巴乔夫把这一想法作为自己信念的基石。外交部部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亲密助手谢尔盖·塔拉先科（Sergei Tarasenko）声称，在1988年中期之后，“当我们在国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开始意识到，只有依靠美国，我们才能暂时维持下去，甚至是保持大国的地位。我们感到，一旦离开美国，我们就会被搁在一边。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美国靠拢”。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崇拜者所认为的那样，这并不只是一项精心策划的政策。德米特里·福尔曼说，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推崇（Westernism）是一种依赖情结，其他受过教育的俄罗斯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结。“对于所有的苏联人民来说，包括党内的高级官员，”他写道，“西方一向是渴慕的对象。到西方旅行是最重要的地位象征。这你没有办法；这是‘在血液里的’，文化里的。”再者，戈尔巴乔夫很享受他个人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获得的巨大成功。美国的戈比热是戈尔巴乔夫与西方公众舆论相互吸引的自然而然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