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萌起（第38/42页）
学院里的工业教员担负着将学生培养成新一代艺术家的任务，要求学生不但能够从事传统上的绘图、制作模型等工作，而且要能够真正制作出日常使用的、经济实惠 的实际用品来。基于当时苏联国内的政治环境，从1926—1928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曾多次要求学校的学生要为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服务，摒弃设计中的任何奢侈成分。虽然佛库特玛斯始终没有能够使学校师生的设计真正与大工业生产联系起来，但他们所进行的探索，尤其是在木夹板、钢管等材料的应用上所做的实验，却为后来马谢·布鲁尔、阿尔瓦·阿尔托等人在现代家具设计上的成功，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1925年的巴黎博览会上，这个学院的师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梅尔尼科夫设计的苏联馆，虽然备受争议，却最终获得大奖，同时还有多名学生的设计获奖。这次展览后，该校吸引了不少西方建筑界和设计界的重要人物先后造访，扩大了学院的影响。该校师生在苏联的建设高潮中，更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著名的莫斯科地铁的不少车站就是由该校学生设计的。
事实上，佛库特玛斯和德国的包豪斯当时不论在追求上、组织上以及在影响上都是非常相近的。两所学校都是率先尝试用现代技术和意识来训练和培养设计师，都是在政府的资助下起步，努力将传统手工艺与现代技术结合起来，都开设了美学原则、色彩理论、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等传统美术学院不曾开设的课程，而且两校之间也有过小规模的学术交流活动和交换展览。从规模上来说，“佛库特玛斯”更大于包豪斯，但由于后者有更多的出版物，更多的交流，所以包豪斯更为西方世界所熟知。令人叹息的是：虽然两所学校都对现代设计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历史贡献，都曾有过一段相当自由的辉煌时期，但最终都在政治高压下，被极权主义政权腰斩。佛库特玛斯的生命更为短促一些：1930年，经由一系列极端的工商组织对学生作品进行评鉴，该校被指责为“无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胜任今天的任务”，而最终被解散，师生被分拨到另外的6所学校去了。
『佛库特玛斯』的学生在上人体素描课，（1920）。
拉多夫斯基在给『佛库特玛斯』建筑系的学生评讲作业。
1929年，一批正统派的、学院派的建筑师组成了“全俄无产阶级建筑师联盟”，简称VOPRA，公开反对构成主义者们，指责他们极“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2），构成主义的试验虽然还在继续进行，但是越来越徒劳无功。列昂尼多夫在莫斯科合作社大楼设计竞标中失败，勒·柯布西耶赢得竞争，但是，他的设计是由一位莫斯科的建筑师帮助完成的。俄国构成主义已经越来越受到公开的歧视。虽然他们依然可以存在，但是项目很少，他们的注意力很快就按照当时苏联的发展要求，特别是苏联向西伯利亚发展的要求，转移到新城市的规划设计上去了。后期的俄国构成主义基本集中在城市规划上，涌现了一批新人，如佛拉基米尔·谢门诺夫（Vladimir Semnov, 1874—1969）、尼古拉·米留辛（Nikolai Miliutin, 1889—1942）等。他们与金斯伯格合作，提出崭新的都市规划方案，在很大程度上与勒·柯布西耶的理想主义规划相似。他们提出了放射状设计规划（谢门诺夫的莫斯科规划，1935）和线性规划（金斯伯格的“共产主义卫星红城”城市规划设计，1929—1931；米留辛的斯大林格勒城市规划设计，1929）等等，对于日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城市规划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荷兰的“风格派”运动
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运动，除了在德国和俄国有较大规模的试验以外，在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有开展，其中，荷兰的“风格派”（De Stijl）运动是比较重要的一支。它的成员之一西奥·凡·杜斯伯格本人曾到包豪斯教学，从而把这个荷兰的试验成果，带到德国的现代主义中心，与俄国构成主义、德国现代主义结合，成为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因素。因而，有必要对这个运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作为中立国逃脱了战争的蹂躏，同时，作为一个中立国，它为各国艺术家、设计家提供了一个庇护所，很多艺术家，特别是前卫艺术家在战争期间都来荷兰避难，因而一时人才济济。比如比利时艺术家乔治·凡通格卢（Georges Vantongerloo, 1886—1965），在德国入侵比利时期间作为难民逃到荷兰；皮埃特·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 1872—1944）与罗伯特·凡德·霍夫（Robert van't Hoff, 1887—1979）战前在巴黎和伦敦工作，因为战争也逃入荷兰。由于战争的原因，荷兰与外界在战时完全隔绝，因此基本没有可能与欧洲其他国家联系，这批艺术家和设计家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开始从单纯荷兰的文化传统本身寻找参考，发展自己的新艺术。他们对于荷兰这个小工业国的文化、设计、审美观念进行研究，深入探索和分析，从中找寻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利用这个条件，杜斯伯格得以发展“荷兰对于现代主义的贡献”。他们在此期间发展出的新风格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