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消费时代的设计（第25/43页）

另外两位美国管理科学的先驱人物是佛兰克·吉尔勃利斯（Frank Gilbreth, 1868—1924）和他的夫人莉莉安·吉尔勃利斯（Lillian Gilbreth, 1878—1972），他们扩展了泰勒的方法，提出通过消除不必要的动作或过程来提高工作效率。他们曾做过一个实验——通过仔细的观察和统计，将砌砖的动作从18个减少为4.5个，使得泥瓦工匠在1小时内砌砖的数量从120块提高到350块。

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如何让人适应工作、适应机器，通过培训使人适应机器和工作环境，满足工作的需要。

（二）转变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刺激人体工程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争需要生产大量的武器设备，如何使武器、兵器、军事工具和设备能够最大可能地适应人的使用要求，从而收到最大效果，变成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军事工业得到国家的全力资助，研究也就得到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航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只是放在飞行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空军首次投入战斗，如何迅速、准确地挑选和训练合格的飞行员，成为一个重要问题。从而促进了航空心理学和航空医学的产生和发展。大战中出现的复杂情况，使得研究人员开始关注飞机上控制器、仪表盘的设计，并开始研究飞行高度和周围环境对于飞行员的影响。航空医学开始起步，试验、测量等手段也被广泛运用到科学研究中来。

大约在1903年，泰勒提出了一个新的工作组织和生产系统——流水作业法，被称为『泰勒系统』。

希波克拉底床——希波克拉底发明的一种利用张力使骨头复位的仪器，刊登在公元2世纪拜占庭的出版物上。

民用产品领域内的研究也开始起步，当亨利·福特开始向美国大众提供汽车的时候，对于驾驶员行为的研究也随之开始了。

1927—1932年间，以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乔治·埃尔顿·梅奥（George Elton Mayo, 1880—1949）为首的一个小组，在霍桑工厂（Hawthorne Works）进行了一系列心理学实验，他们的实验成果被总结成“霍桑效应”，其主要内容包括三点：

①改变工作条件（诸如照明条件等）与劳动效率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②提高生产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员工情绪而不是工作条件；

③关心员工的情感，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

这一研究成果表明：“动机”对于人类行为具有极重要的影响。

“霍桑效应”给人们的启示是：在生产或者生活的过程中，不论是对于工人的身心健康而言，或是对于提高工作效率而言，人的精神因素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时期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的因素，意识到使机械和程序适应人的要求的重要性，开始考虑如何设计出适应人体身心的产品和环境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更为复杂的新机械和新武器被发明出来，这就需要对操作者的认知能力和操控能力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新机械和新武器的设计必须考虑到人类表现的极限，并要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能力——快速决定的能力、持续集中关注的能力、对周遭环境的警觉度、手眼的配合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这些新机械或新武器的功能成败。

而要确定人的能力、表现和极限，则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和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是在1947年由费兹和琼斯完成的，他们的研究课题是：在飞机驾驶舱内，操纵开 关和旋钮应如何配置和布局才能最有效率、最方便使用和操作。很快，这一类的研究就扩展到其他的设备上去了，“人体因素”（Human factors）、“人体工程学”（ergonomics）也正式进入了现代词库。

当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驶功能最为完善的飞机，飞行事故仍时有发生，人们将此称为“飞行员失误”（pilot error）。1943年，当时还是美国陆军中尉的阿尔方索·查帕尼斯（Alphonse Chapanis, 1917—2002）通过调查发现：当时飞机操纵板上控制钮的形状大多非常类似，位置的安排也容易令人混淆，尤其是对飞机襟翼和对降落机件的控制器太过相似，容易造成失误，引发严重后果。查帕尼斯提议在襟翼控制器上增加一个圆形的把手，而在降落机件的控制器上加用一个三角形的把手，这样一来，即使不用眼睛看，单凭手感也很容易做出区分。他还建议将各种操作手柄、按钮的位置加以调整，使之更具有逻辑性，更符合操作程序。这些改进，大大减少了“飞行员失误”造成的事故，而这种飞机操纵板上用不同形状来区分控制器的系统，也一直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