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13/20页）

刘锜发出了第一张王牌，突然提到马政、马扩的名字，众人的眼光顿时发亮，彼此交换着视线，似乎在点头议论道：“别人干下的事，也许不定可靠，他俩干的事，难道还会有错？”

好像这父子俩的名字就是双重有力的保证，只要真是他俩出头干的事，就足以打破赵隆提出的任何顾虑而有余。

全场的气温顿时升高。

有人怀疑地、其实是希望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地故意问道：“难道子充小小的年纪，也干得出这等大事？”

“诸公都读过《三国志》，岂不知诸葛孔明隆中对时也只有子充这般年纪，对天下大势就了如指掌。安见得子充就不如古人？刘锜这番受命时，官家还亲口说到子充，说他办事干练，成效卓著哩！”

“俺早说过这小子有出息，不枉赵参议结了这门亲事！”

许多人同声称赞马扩，承认他立了功劳，干成大事，也就等于承认决策伐辽是正确的、英明的，他们的推论是简单的。刘锜抓住这个有利因素，趁机扩大战果：“马都监、马子充几番出入金邦，备悉辽、金两朝底细，将来用兵运筹之际，都是前线不可少的人才。只怕朝廷到时又另有任使，不肯放手。这个，种帅倒要向朝廷力争。”

马政离开西军时，只是一个中级军官，马扩还只有承节郎这个起码的官衔，但在西军中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单单只有朝廷任命而未经基层战士批准的军官，他就不能够享有职位上应有的威信，他的指挥权和发言权都是不完全的，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是无足轻重的——刘延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反之，如果他真正立过战功，具有“真正的军人”的素质，而为基层所公认，那么他即使没有任何军官的职衔，在实际工作中，特别在具体作战时，他就是事实上的长官了。大家听他的指挥，连军部也承认这个事实，马政、马扩都是属于那种“真正的军人”，在部队中享有比他们的职位高得多的信任和声誉。刘锜发出这张王牌是明智的，完全收到事前预计的效果。

只要把赵隆打败，对付种师中就比较容易了，他接着又说：“至于端叔所虑我军未到过河北，虽是实情，但兵家用兵，全靠机动灵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岂可局限于一隅之地，故步自封。记得当年周世宗统率禁旅北征，高平一战，大败河东兵，略地直至晋阳。后来旋师西南，席卷秦陇，饮马大江，后蜀、南唐望风披靡。后防既固，养锐北上，亲征契丹，刀锋所及，捷报频传，瀛鄚诸州，相继底定，大功已在俄顷间。倘非因病舁归，这燕、云之地，早已归我版图了。今我西军荟萃了天下的劲士才臣、锐卒良将，是朝廷的柱石、国家的干城，东西南北，何施而不可？周世宗能做到的事，又安知我们就做不到！端叔这论，未免有点胶柱鼓瑟了。愚侄妄言，请端叔赐教。”

这席话说得讷于言语的种师中只有点头称是的份儿，他原来就不是坚决反对伐辽的。可是赵隆却非片言只语就可以折服，他不仅仍然要坚持“两知论”，不相信他的姻亲和未婚女婿办的事一定妥当，并且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加尖锐的问题：“童太尉新除两河、陕西宣抚使，眼见得此军就要归他节制，将来用兵时，种帅在军事上可做得了主？”他停顿一下，毅然说道：“不但如此，伐辽之役，在朝廷中又有何人主持其事，难道王黼、蔡京、蔡攸之辈担当得了这等大举动？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大将得以成功于外者。贤侄岂曾长虑及此？”

这确是问题的症结，但事涉庙算和官家的用人，在这等公开场合里正该竭力避免说到的。赵隆不仅十分直率地还是非常轻蔑地提到这些权贵的名字，使得众人都吃了一惊，连种师道也不便表示什么。辛兴宗张口摇舌想要说几句话来回护恩相的威信，看看赵隆严肃的表情和周围的气氛，又把话缩回去，弄得十分狼狈。

刘锜也没料到赵隆会有此一问，但对这个问题，他自己是有答案的，否则他就不可能支持这场战争了。他说：“此番大举，全出官家圣断，王黼、蔡攸不过在旁赞和而已。刘锜赍来的诏书，就是官家御笔亲制，书写时除刘锜外，并无别人随侧，刘锜岂得妄言？”接着刘锜又发出第二张王牌，说道：“官家对种叔可说是简在帝心，倚任独专。记得早时，京师传诵着两句断诗，称颂种叔功绩，道是‘只因番马扰篱落，奋起南朝老大虫’，不知怎的，传入禁中，官家讽诵多次，并对宰执大臣道，‘老种乃朕西门之锁钥，有他坐镇，朕得以高枕无忧’。今日简为统帅，可见早有成算。刘锜此来，官家再三嘱咐致意，温词娓娓，这是种叔的殊荣，也是我全军的光彩。将来总统帅旅，电扫北边，事权在握，进退裕如，宣抚司怎敢在旁掣肘？夙昔童太尉曾来监制此军，家父与种帅都不曾受他挟制，这个实情，诸公想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