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12/20页）

托洛茨基认为只有在大革命还没有彻底失败以前，提出苏维埃口号才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形势处于高潮时没有组织苏维埃，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却提出组织苏维埃的口号，一切都太迟了。因为无产阶级现在只能进行秘密活动，而秘密活动是无法组织苏维埃的。尤其在失去了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只有转入农村的时候，苏维埃更不可能在农村得到实现。

托洛茨基反对在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否认统一战线，否认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村根据地的作用。他根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农村根据地能够夺取政权。

他太自信了。自信地以为列宁之后，只有他自己手中握有真理。

而真理却不是任何人能够独占的。

嘲笑了斯大林的托洛茨基，又反过来嘲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

当斯大林开始不断修正对中国革命的判断、使之越来越接近实际之时，托洛茨基却开始偏离原先的正确判断、越滑越远。

智慧与谬误，可能永远就像这样，在历史中难解难分地交织在一起。

三、谁人看中毛泽东

有人翻遍历史，得出结论，在中国欲成大事者，实践上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其一，爱才如命；

其二，挥金如土；

其三，杀人如麻。

近代中国恐怕没有哪一个比蒋介石更加具备这些要求了。就江山改姓、王朝更迭来说，普天之下，也只有姓蒋。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世纪的十月革命？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只有极少数人能够幸免——例如陈赓，黄埔军东征时救过蒋的性命，杀掉他名声不好，捕获以后也只有勉强放走。那是1925年10月第二次东征期间，第三师在华阳附近被围，情况危急。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去传令：不许撤退。几个月前蒋介石与廖仲恺曾共同签署连坐法令，规定“如一班同退，只杀班长。一排同退，只杀排长。一连同退，只杀连长。一营同退，只杀营长。一团同退，只杀团长。一师同退，只杀师长”。但第三师在敌人的压迫下已处在全线动摇之中，连想杀的人都找不着。兵败如山倒之时，蒋还站在那里大声叫喊，陈赓见状上去背起蒋就跑，一直跑至河边上船摆渡过去，方才脱险。蒋后来感慨道：“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话虽这么说，却也知道是陈赓实实在在救了他一命。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捕，蒋闻讯，立即命令将陈赓带到南昌，他要亲自劝降。据说那天陈赓闻蒋进屋，随手举报纸遮脸，不见。蒋见陈赓正在看报，便绕到左侧，陈赓复举报纸转到左侧；蒋转到右侧，陈赓又举报纸随着转到右侧。蒋无奈，只有苦笑离去。一个月后，蒋让人“陪伴”陈赓外出自由活动，同意随他走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