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第13/20页）

这算唯一的特例。

其余便没有那么客气了。连与蒋长期共事、先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本不是共产党人，只是什么“第三党”，且还有陈诚在一边说情也不能幸免，坚决杀掉。

如此腾腾杀气，为何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什么力量使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存在，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一次又一次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

人人想破解这道近代中国之谜。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农业破产。

1934年1月20日，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在开幕词中说：

“至于共匪之发生，则为中国历史上农民失业之结果，加以最近数十年来，经济落后，农村崩溃，失业人数遂以激增，而野心家因以施其操纵，谋为李自成、张献忠之所为。即以江西一省而论，人口减少至六百万，此等灾祸，真较洪水猛兽为重。本党除了努力治标清除共匪之外，还须努力治本，以解决农民失业问题。”

汪精卫风度翩翩，是国民党内口若悬河的雄辩家、“总理遗嘱”起草人、孙中山临终最后呼唤的人物，也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颇富戏剧性的人物。

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廷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廷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命，而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哪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刺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门外后海鸦儿胡同附近。炸药埋设点先选在鼓楼大街，后改烟袋斜街，最后皆作罢，定在银锭桥。选定一深夜三人到桥下掘土，吠声四起，便不敢干下去，约定次日晚上再来。第二天晚上，喻、黄两人刚埋好炸药，就被桥上行人发现。事情败露，三人全部被捕。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的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吟诗言志：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布尔什维克党人、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曾自称为“一切都预先看到的”政治家，却不能预见自己最后以“投靠法西斯”的罪名，被斯大林处死。汪精卫这位辛亥革命前的著名刺客，也不能预料到自己在抗日战争前终于被刺。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在大会刚刚开幕、在全体中央委员摄影完毕之际，身穿西装、外罩大衣的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突然跨出人群，掏出手枪，向站在第一排正中的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刺杀汪精卫的快速敏捷，决不像汪精卫刺杀载沣那样拖泥带水。

警卫拔枪反击之际，会场大乱。代表们涌向门口逃生，腿脚不便的张静江被拥倒在地。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他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汪精卫本身就是一个谜。他却以为，用农业破产理论便可解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产生和存在之谜。

汪精卫的死对头蒋介石则有另一种理论。

1931年5月12日，在国民党政府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上，何应钦代蒋作“剿匪”报告。在回答“为什么赤匪能有现在的猖獗”时，列五点理由：

“第一，自然是由于历年军阀的叛变，散军溃卒，啸集成匪，枪支遗失的多，于是他们就凭地势，肆行不轨；

“第二，则是由于赤色帝国主义者之毒计，它因为想暗中并吞中国，去供给它的原料，销售它的产品；

“第三，是由于白色帝国主义者之经济侵略，以至农村濒于破产，增加了农村里的失业人数与痛苦，因此也有为生活所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