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10/23页）

中央红军脱离根据地作战整整一年，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不到一万人，却仍然没有找到立足之地，仍然在苦苦探寻。那种紧迫急切的心情，绝非我们今天把蜿蜒逶迤的跋涉路线看成一条红色飘带那样浪漫和诗意的。

那是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进而是一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今天有很多人想走一走当年红军的长征路线。很多人真的走了这条路线。但即使你一步不差地走完全程，除去品尝到的艰苦，你能品尝到天空国民党飞机丢炸弹、地面数十万大军围追堵截那种九死一生的危险吗？

死亡随时在身边。覆灭随时在身边。被包围、被分割、被切断随时在身边。那种日复一日不得不全副身心投入的残酷斗争，绝非我们今日想象的那样指挥若定、豪迈潇洒。毛泽东在四渡赤水期间高度紧张，两次出现指挥失误；温和宽厚的朱德先对黄克诚、后对宋任穷两次发火；从不叫难从不叫苦的周恩来说“相当艰难困苦”；一贯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又写信又打电话要求改变军事领导；经历无数征战被誉为“军神”的铁汉刘伯承扶着泸定铁索竟潸然泪下……

这些现象你单独审视，可以对有的理解有的指责有的遗憾有的感动，集合起来，你才能感觉出它们是多么的不可分割。正是从这种不可分割之中，你才能真正感觉出中国共产党人当时面临的局面有多么严重。

毛泽东一再提出靠拢苏联，还有什么不可理解吗？

当时北上的红军战斗部队只剩不到一万人。红军在如此弱小的情况下，如果不设法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很可能不得不永远打游击战争。毛泽东在俄界会议上谈到严重局面时，说“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他已经作好了分散游击的准备。

所以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徐海东和刘志丹。陕北那块苏区使北上的红军终于找到了立足之地，打通国际路线才不再是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问题。紧迫的问题变为“保卫、扩大陕北苏区”了。

中共中央当时之所以多次改变或推迟靠近苏联的方针，除时机、条件等因素制约外，关键还在于不了解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的态度，担心一旦行动，使苏联陷于被动。此次斯大林主动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红军，无疑对中共中央是极有吸引力的。

但在红军队伍中，对打通国际路线一直存在不同看法。

首先是李德。他认为这样做会引起国际纠纷，危及苏联安全。两河口会议前后，他就对毛泽东提出的靠拢苏联不以为然。1936年1月27日，红军主力东征前夕，李德写信给中共中央，反对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以打通苏联作为主要战略目的，“在我们方面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没有到绥远去的必要，没有必要接近外蒙古”。

第二种意见是张国焘，认为使红军远离中国内地靠拢苏联，是畏缩退却。

李德主要站在苏联利益的角度上。张国焘当时满脑子都是打成都。他们考虑的，皆非当时红军所处的实情。

林彪与彭德怀也对红军发展的战略重点提出不同意见。

这是中央红军的两员主将。出发点与着眼点与李德、张国焘完全不同。

两人虽然主张发展的方向不一样，但都不主张以打通苏联为第一要务。

直罗镇一战打败东北军的进攻后，林彪流露出他想带一些部队去陕南打游击。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共中央征求各军团主要领导干部对战略问题的意见。林彪抓住这个机会给中央写信说：开辟陕南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更有意义。他开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要求名单所列的红军指挥员都跟他南下发展陕南。

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这封信。

12月21日，毛泽东与张闻天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不能把陕南游击战争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作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是同我们有些分歧的。中央认为有当面说明之必要。现在前方军事不紧张，因此仍望林来中央一行，并在此一个时期，这于林是有好处的。”

毛泽东这个电报对林彪的批评比会理会议说他“是个娃娃”严重得多。但林彪有他自己的处理方法。他没有到中央去，更不可能实现毛泽东设想的“并在此一个时期”。相反他于12月26日再发一个电报，坚持“我还在期待中央批准我打游击战争”。

林彪个性中这种倔犟，决不仅仅是1970年庐山会议后拒不检讨才刚刚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