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12/23页）

还是要想方设法靠近苏联。

1936年4月20日全军回师陕北以前，毛泽东、彭德怀电周恩来、张闻天并致邓发，要邓发即去苏联，最好在夏天到达。邓发去苏联在军事方面的任务是：

一、对日作战的共同步骤问题。

二、双方军委间的通信联络问题。

三、我军向绥远行动并向绥远创立局面问题。

四、技术帮助问题，能否接济步、炮、弹药、轻、重、高射机枪，以及架桥设备，通信器材等。如有可能我军在秋天全部开往绥远接运。

五、苏方派人帮助的问题，担任特种技术教育者数人，担任作战者数人。

红军刚刚回师陕北，蒋介石就发起新的“进剿”。中央军、陕北地方军、宁夏“二马”、东北军、西北军共154个团，25万余人一起围将上来，红军有被困死在陕甘地区的危险。

5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以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实施西征，目的是设法造成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相机攻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援助。

如果说东征之意在通过山西绥远，打通国际路线，那么西征之意即要通过宁夏接近苏联。但这个时候，打通国际路线已不是西征战役的重点。重点是解决眼前困难，以扩大苏区为目标。所以中共中央决定“红军西渡后向陕甘宁发展苏区，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

一个“猛力”，一个“渐次”，将主次坦露分明。

6月1日，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以北上抗日为名发表通电，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企图出兵争夺南京国民党政权。10日，粤桂两军分路北上。30日，中央军与两广军队互相开火。

陈济棠、白崇禧于红军长征之初担任围堵主角。此次在紧要关头又帮了红军的忙，蒋介石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应付两广事变。

对陕北根据地的进剿被分散了。

此时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非常程度。

1936年1月，中共中央与东北军的张学良建立了直接联系。张学良、王以哲在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谈中，表示同情中共的抗日主张，愿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

2月，红军与王以哲的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各守原防，红白通商。

3月，张学良在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请中共在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博古4人中选一位来肤施，与他谈判。肤施即后来的革命圣地延安。

4月，周恩来应邀前往肤施，在城内一座天主教堂与张学良彻夜长谈。

2000年5月，香港凤凰卫视播映1993年制作的张学良访谈录《世纪行过》，张学良还能清晰地回忆57年前的1936年4月9日，在肤施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的长谈。

“我最佩服周恩来”，1993年已经92岁的张学良侃侃而谈。他说周恩来“反应快，几句话就明白，不用啰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能打下天下，“周恩来的作用很大”。

张学良最后还有一句：“他也佩服我。”“他”当然是指周恩来。张学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不但能够顺势而为，而且成为时代大势的推波助澜者，的确值得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对其表示钦佩。

1936年5月，中共中央经过两个月来的多次讨论，决定将统战工作重点放在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上，建立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三位一体”，争取首先成立“西北国防政府”，实现“西北抗日大联合”。

“三位一体”、“西北国防政府”、“西北抗日大联合”这三个基本点，成为后来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政治基础。

张学良特别看中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及苏联的关系。他认为在当时条件下采取联合抗日行动，必须以强大的苏联作为后盾。对1929年中东路事件中命令东北军向苏联红军发动进攻一事，他似乎是忘记了。或者说国难当头之际，他愿意忘记。

这个新的情况在红军东征时没有发生。所以中共中央作出西征的决策时，就有了一个重要补充：“红军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以进到西北大联合，建立西北国防政府，打通苏联，同苏联及外蒙订立互助条约。”

在当时条件下，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苏联的态度都极其重视。因此打通国际路线与苏联取得联络，不论是对推动张学良“抗日反蒋”建立西北大联合，还是对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的统战关系、提高红军的军事政治地位，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6月29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从总的战略上看，站在红军和其他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应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关于红军接近苏联的道路有两个，一是宁夏和绥远以西，这条路距离较近，人口经济条件较好，缺点是恐怕不易形成根据地；二是甘、凉、肃三州，这条路距离较远，某些区域人口稀少，行军宿营恐有妨碍，但能形成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