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16/23页）

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也对张国焘的做法不以为然。他回忆说：“另立‘中央’的事，来得这么突然，人人都傻了眼”；“会后，张国焘找我谈话，我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我说：党内有分歧，谁是谁非，可以慢慢地谈，总会谈通的。把中央骂得一钱不值，开除这个，通缉那个，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即便是中央有些做法欠妥，我们也不能这样搞。现在弄成两个中央，如被敌人知道有什么好处嘛！”

毛泽东多次被蒋介石通缉，已经习以为常了。如今居然被党内自己人通缉，真是破天荒第一次。

即使被通缉，毛泽东也不忘对这支红军部队的争取。

11月12日，毛泽东到达瓦窑堡后致电四方面军：“我一、三军团已同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北会合”，“正与白区党及国际取得联系”；并指出，现在国民党、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何应钦都在污蔑我党中央是逃跑主义，托派分子也在这样攻击我们党中央，“请你们严重注意”。

同日，张国焘电毛泽东等人，称南下红军已“打开了川西门户，奠定了川康苏区胜利的基础”，“证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说，达到配合长江一带的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这是进攻路线的胜利”；并以命令的口吻说“甚望你们在现地区坚决灭敌，立即巩固扩大苏区和红军，并将详情电告”。

双方都在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要求对方改变做法。

事情难以转圜。很显然，中共中央不取得绝对优势，张国焘不会回心转意。

12月5日，张国焘干脆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声称：“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今后，“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并宣布“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分裂达到了顶点。

这一分裂的最终解决赖于三个因素。

第一是借用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张国焘以“党团中央”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时，张浩已经来到瓦窑堡。情况很明显，仅仅靠党中央的教育和劝导，难以解决问题，必须借助共产国际的权威。毛泽东、张闻天与张浩商量，由张浩以“国际代表”的特殊身份出面，帮助、教育张国焘；党中央同张国焘之间的组织关系也用变通的办法处理。

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特别是仲裁者的身份出现，表明毛泽东已经掌握了相当水平的斗争艺术。

12月16日，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从陕北开门见山地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问题”；

22日张浩又电：“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可以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广州局、满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据各种关系，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党统一的一种方法。此项意见望兄熟思，见复”；

“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斯科）中央代表团代管”，这就是毛泽东、张闻天、张浩商量好的变通办法。

张浩的电报对张国焘无疑是当头一棒。他深知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思考一段时间后，他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又说中共中央北上行动是“反党的机会主义路线”，“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向北逃跑”，是“一贯机会主义路线”的表现。

他依然照称自己是“中央”；毛、周、张、博是“假冒党中央”。

中共中央只有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同时在党内公布1935年9月12日俄界会议作出的《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致电张国焘，望其停止分裂活动，否则“不但全党不以为然，即国际亦必不以为然。尚祈三思为幸”。

实际情况是，在当时条件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无论是让步还是警告、哪怕借用共产国际的权威，都还不可能扭转张国焘。除去依靠强大实力，其分裂行动另一个重要基础，就是认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四川，不在陕甘。

第二还有张国焘南下政策的破产。

张国焘为南下所作的准备是精心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仍然是五四运动中跟那位牧师学到的技巧：从大众切身问题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