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组织起来：计划文学的萌芽（第5/7页）

1918年的暑假，在福冈的箱崎湾海滩，郭开贞与张资平不期而遇，两人商定了出同人刊物之事。郑伯奇后来认为“这可说是创造社的受胎期”，成仿吾则强调得更早：“沫若与我，想约几个同志来出一种文艺上的东西，已经是三四年以前的事。那时候胡适之才着手提倡口语的文学，文学研究会这团体还没有出世。”然而这几个“不肖生”似乎个人能力极强，组织能力稍差，同人刊物迟迟不见问世。成仿吾认为“东京的留学生能把中文写通顺的都没有好几个人，更说不上什么文学”。他主张“慢慢地搜集同志，不必着急”。此后又屡经波折，反复谋划、筹备，一个精锐的文学“组织”终于在1921年6月下旬成立了。1921年9月29日，上海《时事新报》刊登了《纯文学季刊〈创造〉出版预告》，预告说：

自文化运动发生后，我国新文艺为一二偶像所垄断，以致艺术之新兴气运，澌灭将尽。创造社同人奋然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

预告中所列创造社同人为：田汉、成仿吾、郁达夫、郭沫若、张资平、郑伯奇、穆木天。社址为上海马霍路德福里320号。

这则预告值得注意之处是，其矛头不是指向旧文学，而是断然指向“文化运动”，指向“新文艺”，带有浓烈的党争气息。围绕“计划文学”话语权的战斗，从此揭开了序幕。

在此前后，“创造社丛书”由上海泰东图书局陆续刊行。第一种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第二种是朱谦之的《革命哲学》，第三种是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第四种是张资平的小说《冲积期化石》……这些作品成为创造社进攻擂台的有力资本，而作为创造社主阵地的《创造》季刊，则到1922年5月才与世人见面（版权页署为3月15日）。

在创刊号上，郁达夫发表了《文艺私见》，认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要大批评家才能看出其好处，而中国“现在那些在新闻杂志上主持文艺”的都是“假批评家”，只有把他们送到“清水粪坑里去和蛆虫争食去”，那些被他们压下的“天才”，才能“从地狱里升到子午白羊宫里去”。郭沫若则在《海外归鸿》一文中指责中国的批评家“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自家人的做作译品，或出版物，总是极力捧场，简直视文艺批评为广告用具；团体外的作品或与他们偏颇的先入之见不相契合的作品，便一概加以冷遇而不理。他们爱以死板的主义规范活体的人心，甚么自然主义啦，甚么人道主义啦，要拿一种主义来整齐天下的作家，简直可以说是狂妄了”。

这里的矛头所指，已经不言自明了。创造社一出场，就迎头给了文学研究会三板斧。来势之猛，用语之甚，令对手不得不拔剑相迎。其实，文研会发起之时，郑振铎就慕名写信给在东京的田汉，邀他和郭沫若一同加入发起人之列，但田汉没有答复，那时，创造社的发起，正紧锣密鼓地进行。1921年5月初的一天，郑振铎、沈雁冰邀请回到上海的郭沫若共游风景美丽的半淞园。饭后，郑邀郭加盟文研会，郭婉词拒绝，表示愿在会外帮忙。于是，“太会拉人”也成了以后创造社攻击文研会的一项罪状。

文研会与创造社的冲突，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相轻和门户之争，而是一场带有明显的“谁主沉浮”性质的主流话语大角斗。大战延续三年，相持不下，最后文研会挂出了免战牌：

本刊同人与笔墨周旋，素限于学理范围以内，凡涉于事实方面，同人皆不愿墨辩，待第三者自取证于事实。……如以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佐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所谓“限于学理范围之内”之笔墨周旋，实在只是文人的理想。对于20世纪的中国文坛，“学理”远非第一要著。计划、如何计划，组织、如何组织，才是问题的焦点。文研会与创造社的争论一时止息了，但潜在的“两条路线”之争，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从“左联”到延安，从反右到“文革”一架巨大的文学“组织”机器像一个旋转的椭圆，两个圆心互相绞杀又互相支撑着……

创造社当然并非仅仅作为文研会的劲敌而存在。它自有一系列成套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成绩。

创造社的理论家成仿吾说：“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他们的奴隶。”

过去曾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认识，以为文研会是“为人生而艺术”，创造社是“为艺术而艺术”，实际上创造社最看重的乃是“内心的要求”。于是，自我表现便成了创造社从理论到创作的最大特征。即便在论争中，创造社也给人以“太能骂人”的感觉。如成仿吾的如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