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8/8页）

总有人想算革命的账。从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到否定土地革命、国民革命、文学革命，只是还没有人敢公然否定民族革命。事后的诸葛亮正越来越多。他们指点着革命的背影胡说假如不革命就会如何如何好，假如当初不那么激进，再保守点、再中庸点，今天该是多灿烂。这些糊涂的人不知道，假如可以不革命，当初有比他们更英明的理论家在，根本轮不到他们今天来指指点点。没有人喜欢天下大乱，你杀我砍，没有人喜欢阿Q式的革命。鲁迅对革命以后的个人命运是那么的悲观，但他却毅然迎向了革命。因为什么？因为天下大乱在先，革命是把这大乱亮出来进行整理，让它从乱到治；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不革命，革命是要人活，不是要人死。在1921年的中国那种万民嚎啕的国度里，中庸、静穆、温和，实质上是杀人的代名词。面对奄奄一息的民众和民族，让他们等待改良，如同让涸辙之鲋等待西江之水，如同让大出血的病人慢慢喝点保健饮料。历史是没有耐心等待博学的理论家们的万全之策的。阿Q时代的中国，不革命，就毁灭。改良不是没有试过，不是戊戍六君子被杀之后就被堵住了嘴巴？改良者一直在说话，在行动，甚至帮助反革命去镇压革命。但改良主义自身的历史证明了自身的谬误。中国一百多年来死于革命的人固然不少，但死于改良所耽误和暗害、虐杀的人恐怕更多。愚蠢、质朴的阿Q其实是能不革命就不革命的，就在他向往革命时，也认为那是杀头的罪。“他有一种不知从那里来的意见，以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然而阿Q终于被逼得到他一向仇视的假洋鬼子那里去“投降革命”，可见，命是非革不可了。今天那些不愁温饱的“反革命”论者，实在是对我们民族之“命”还了解得很不够。

也许这就是中国的悲剧，满目疮痍的肌体，实在禁不起革命，但不革命又只有毁灭。老舍的《茶馆》中说“死马当活马治”。所以“革命”一词在中国蕴含那么复杂的感情色彩。没革命的要革命，革过命的又痛惜、忏悔。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那么尖锐激烈，使本来就层次不高的革命增添了更多的血污和阴影。然而一切都不能说明革命的不应该，而且革命也无法“告别”。历史不会匀速地在改良轨道上“进化”的，尤其是阿Q和假洋鬼子还正多的时代。

革命的目的，本来应在改造阿Q的灵魂，使阿Q向那些博学的理论家们看齐。然而这一点依靠改良也能够慢慢做到，比如给阿Q捐款、献爱心，送他上学、进修、练外语、用电脑，最后会写《从未庄煎鱼不用葱丝看中国文化》的论文，到美国去得个比较文学博士。但只有在“革命”以后，这些才能开始。阿Q连今天国际上常说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的时候，谁来给他献爱心？

改良是好的，但必须以革命为起点。但倘若改良忘了本，因为吃了几天饱饭就回过头去骂革命，就像不肖的子孙骂创业的先人，那改良肯定要以再革命为终点。改良，革命，谁也告别不了谁。

鲁迅于1923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1926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集《彷徨》。鲁迅的小说指涉到中国许多重大的问题：农民、知识分子、传统、现实、国民性、革命、启蒙……鲁迅小说的艺术手法也可以说开启了此后多种流派的先河。后人可以从这份宝贵遗产中做出各种呼应其时代的阐释。但从1921年这个特定的观察点望去，鲁迅的小说给人最显著、最突出、最挥之不去的感觉就是：沉重，浓黑的沉重。这份沉重以致笼罩了当时所有的小说，成为那一时期小说创作的主体色调。

《狂人日记》的“吃人”，《孔乙己》的“冷漠”，《药》的“人血馒头”，《风波》的“无事的悲剧”，《故乡》的“人世隔膜”，《在酒楼上》、《孤独者》的“先觉者的沉沦”，《伤逝》的“爱情破灭”，《祝福》的“地狱之有无”，《阿Q正传》的……这一切组成了一个宏大的叹息：中国大约是太老了。

怎么办？鲁迅没有说。再沉重的小说也只是小说，它只负责“沉思”，它没有振臂一呼的义务。

若干年后，一位伟人拍案而起喝道：“不革命，行吗！”据说当时他的裤子掉了，警卫员忙替他拉好。这个细节非常富于象征性地说明：革命是不可阻挡的，但革命不是完善的，可能会出乖露丑。但出乖露丑也一定要革命。不能承担这个丑，就会丢更大的丑。

鲁迅有一个著名的“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比喻。从1921年前后的新文学小说中，我们感到了那闸门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