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把日来吞了”：繁丽的新诗（第5/8页）

他灼灼的光波势欲荡尽天魔，

他滚滚的热流势欲决破冰垛，

无衣无业的穷困人们

受了他从天盗来的炎炎圣火。

郭沫若实在是个预言诗人，他总是能够第一批站到时代的最前列。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他都毫不顾及以往的旧我，像初生婴儿一样坦荡地跨人时代先锋队，他以“天狗诗人”而立业，但若纵观他的一生，郭沫若实在不愧为一位“前茅诗人”。

写于1925年初春的《瓶》，是40多首短诗组成的爱情诗集。其实这也是《女神》中相应部分的扩展发扬。爱的热烈、浪漫、焦躁、痛苦，都表现得深刻而奇异，也可说是作者丰富曲折的爱情经历在艺术上的投影。不过，把郭沫若全部诗歌一并考察，则会发现他并没有那么多的艺术“转折”，他后来所有诗集的调式和诗眼，在《女神》中都可找到端倪和源头，只不过是主旋律和插曲之别而已。所以说《女神》一出手便成为郭沫若诗歌艺术的顶点，其他诗集只是由这天池分溢出来的支流而已。郭沫若自己回顾说：“但我要坦白地说一句话，自从《女神》以后，我已经不再是‘诗人’了。自然，其后我还出过好几个诗集，有《星空》，有《瓶》，有《前茅》，有《恢复》，特别像《瓶》似乎也陶醉过好些人，但在我自己是不够味的。要从技巧一方面来说吧，或许《女神》以后的东西要高明一些，但像产生《女神》时代的那种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是没有了。潮退后的一些微波，或甚至是死寂，有些人是特别的喜欢，但我始终是感觉着只有在最高潮时候的生命感是最够味的。”（《沸羹集·序我的诗》）

《女神》是1921年中国文坛的高潮，也同时使1921年成为20世纪中国百年文学的高潮之一。

在《女神》的冲击波汹涌过后，中国新诗开始了百花争妍。1922年5月上旬，一本叫做《湖畔》的诗集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一个月前刚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的第一枚硕果。集中收有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的诗作和从汪静之《蕙的风》中选出的6首小诗。初版3000册一问世，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写信致贺。到了1922年9月，汪静之《蕙的风》出版，由朱自清、胡适、刘延陵作序，周作人题写书名，短期内就印了5次，销售2万余部。1923年12月，湖畔诗社又出版了《春的歌集》，收应修人、潘谟华、冯雪峰三人诗作105首和冯雪峰怀念潘谟华的文章《秋夜怀若迦》。湖畔诗社的影响日益扩大，1925年3月又出版了谢旦如的《苜蓿花》，另外还创办了文学月刊《支那二月》。

湖畔诗社被视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社团。其实他们除了爱情，也吟咏大自然和其他事物，只是爱情诗写得一枝独秀，给人们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潘谟华有一首写于1921年12月的《隐痛》：

我心底深处，

开着一朵罪恶的花，

从来没有给人看见过，

我日日用忏悔的泪洒伊。

月光满了四野，

我四看寂廖无人，

我捧出那朵花，轻轻地

给伊浴在月底凄清的光里。

这是对爱的无限依恋，更是对有爱却不能爱的无限控诉。诗歌没有《女神》式的呼喊咆哮，只是静默地勾描出花、泪、月，却令人于无声中感受到了那惊心动魄的惊雷。

应修人的《妹妹你是水》：

妹妹你是水——

你是清溪里的水，

无愁地镇日流，

率真地长是笑，

自然地引我忘了归路了。

如此纯净，如此清澈。简单中蕴含了极大的美的魅力。用朱自清的话说，他们“赞颂的又只是清新，美丽的自然，而非神秘，伟大的自然；所咏歌的又只是质直，单纯的恋爱，而非缠绵，委曲的恋爱”。好像是脱口而出的民歌，却又是极具个性解放色彩的时代歌声。旧的文学传统恰恰不能容忍这些不假修饰的真的美人。汪静之的诗句“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啊！”（《过伊家门外》）竟引来“变相的提倡淫业”的污蔑，攻击作者“有故意公布自己兽性冲动和挑拨人们不道德行为之嫌疑”。由此引起一场“文艺与道德”的争鸣，鲁迅写了《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周作人写了《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给予年轻的作者以极大的支持和鼓励。

虽是小小的一己之爱的情诗，却关联到整个“五四”时代的文化斗争。汪静之《伊底眼》写道：

伊的眼是温暖的太阳；

不然，何以伊一望着，

我受了冻的心就热了呢？

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

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