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0/23页）

他主张先作暗中准备，等两广战事到达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

刘湘听完邓汉祥的分析，觉得这样确实比较稳妥，当即表示同意。可散会之后，又觉得怎么都不甘心。

刘湘和蒋介石现在的关系，若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这句话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很多时候，当想到蒋介石、陈诚挖苦他的那些言语，看到蒋介石暗中捣鬼的情报和密电时，他都有一种立即把蒋介石揪出来一把掐死的冲动。

这是与蒋介石的共同斗争，倘若缺了川军，导致功亏一篑，那岂不是会留下终生之憾？

在傅常、潘文华等人的撺掇下，刘湘仍旧瞒着邓汉祥，密令所部乘夜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结。

刘湘调兵遣将、静候两广传来佳音，却完全没想到会风云突变。

1936年7月14日，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空军也跟着哗变，蒋介石一枪未放便将陈济棠放倒在地。

邓汉祥的顾虑转眼成为事实，正要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刘湘，一不小心就扭到了腰。他赶紧偃旗息鼓，悄悄收兵，但仍然紧张万分。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会不会走漏了点风声呢？如果蒋介石知晓内情，会不会马上引兵西向？

所有这些都不是嘻嘻哈哈就能糊弄过去的，刘湘急到几乎一夜白头，他亲自赶到邓汉祥家里，要邓汉祥代表他到江西庐山去谒见蒋介石，以便摸底。

邓汉祥跌足长叹：“我早就说过，不能轻举妄动。这个时候再去，还有什么用呢？”

刘湘一听脸都白了，双手拉住邓汉祥不放：“现在不是有没有用的问题，而是非去不可。我们必须弄清楚，蒋介石究竟是否知道动兵这件事，如果知道了又是什么态度，这样才好定下应付之方。”

明知棘手，可眼看着“主公”已经山穷水尽，邓汉祥别无选择。

直接找蒋介石，多半要吃闭门羹，邓汉祥决定先飞汉口拜访杨永泰。

一见面，邓汉祥还未开口，杨永泰就说：“你这位大军师，认为陈济棠造反，就是倒蒋的机会到了，怂恿刘甫澄连夜调动军队，准备围攻重庆行营及成都军校，以为我们都不知道？”

邓汉祥心里咯噔一下，看来纸终究包不住火，到底还是露馅了。

施过下马威之后，杨永泰又道：“我过去听信你的话，拼命帮助刘甫澄，康泽因此造了我不少谣言，甚至说我受过刘甫澄六十万元的贿赂。蒋先生（蒋介石）固然不会相信这些谣言，但他为何不把我调回身边，而要我远离他，在湖北任主席？不能不说，都是受了这些攻击的影响。”

杨永泰确实曾在蒋介石面前替刘湘说过话，并且不止一次。当然其出发点绝不是如他所言，是“听信”了邓汉祥的一面之词，而是出于策略需要，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罢了。

康泽造杨永泰的谣也是真的。杨永泰、张群等人被外界称为新政学系，长袖善舞是拿手好戏。而康泽的复兴社以黄埔军人为核心，包括康泽本人在内，擅长的都是打打杀杀或谍战暗杀，他们对政客伎俩完全是雾里看花。

既然弄不懂，便会自然而然地编出另一种解释，比如“杨永泰受贿论”，然后康泽便以“嫡亲儿子”的身份，三天两头地在蒋介石面前拿这个打杨永泰的小报告。

杨永泰出任湖北省主席，是不是受了康泽的“陷害”，邓汉祥并不完全清楚其中内幕。他只从这番含着骨头还露着肉的说辞中，听出杨永泰是在以攻为守，以免再趟浑水。

杨永泰上下嘴皮合不住，来了之后，就听他一个人在说，接下来也该邓汉祥来两句了。

邓汉祥认为杨永泰说得不错：“四川情形极其复杂，重庆行营及复兴社的一些人，天天挑拨离间，就唯恐四川不乱。而且在收回防区之后，原有防区内的各军头对刘甫澄也不服气，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满天飞，乃是意料中事。”

说到此处，邓汉祥突然话锋一转：“你接受贿赂是谣言，其实川军调动也是谣言，刘甫澄何曾有过调兵遣将的事呢？”

事到如今，大家都得把脸皮撕下来放到裤兜里，不能认的打死也不能认。

可杨永泰是何等精明的角色，对邓汉祥的话他完全不信，认为这是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如果连杨永泰这道后门都迈不进去，谒见蒋介石岂不是成了镜花水月。邓汉祥又气又急，他很愤慨地对杨永泰说：“如果连你都相信刘甫澄会调兵，那还说什么呢？我明天就飞回成都，静候蒋先生派兵去打四川好了。”

说是明天就要回去，邓汉祥却根本就没挪步。

这是他能使用的最后一招，为的就是用激将法打开对方的心理防线，邓汉祥相信，杨永泰一定还有余地和底牌，他必须逼杨永泰把它们全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