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2/23页）

在促使蒋介石转变态度后，邓汉祥又在会谈结束前，请蒋介石写封回信，以便复命。蒋介石慨然应允，第二天请邓汉祥吃饭时，便将亲笔信交给了他。

展开一看，满纸都是如何信赖和倚重刘湘，甭管多言不由衷，至少表明短期内不会与刘湘摊牌。

当夜回到旅室，邓汉祥立即将蒋介石的信件用密码电告刘湘。刘湘正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邓汉祥要是再不来信息，他差不多要抹脖子上吊了，接到电文，这才稍稍心安。

邓汉祥乘机返回成都，刘湘派员从机场将其接来，详细地询问了一遍经过，确认无误后才送邓汉祥回府。

此后，刘湘不仅对邓汉祥言听计从，而且幕前幕后的大部分事务都交由他全权处理和运作，使这位幕僚长成了事实上的“川中宰相”。

俗话说得好，树大招风，邓汉祥地位跃升如此之快，不可能不引起其他“有功之臣”的嫉妒，这些人背后嘀嘀咕咕，扬言：“天下是我们打出来的，邓某何功何德，竟尔坐享其成！”

流言传到邓汉祥耳朵里，让他深感痛心，曾说：“他们会打，当蒋介石要以雷霆万钧之力压下来的时候，不都是叫我一个人出面去抵挡吗？他们怎么不敢去打呢？”

刘湘是很明白这个道理的，不管周围如何叫喳喳，在这样的多事之秋，幕中真能胜任折冲重任者，唯邓汉祥一人。舍他其谁？

极少冒险的刘湘没有被险情所吞噬，而两广事变的第一个挑起者、有南霸天之称的陈济棠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迫下野，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东。

陈济棠的遭遇，就是刘湘的噩梦。有了这次经历，他对自己与大鳄之间的悬殊差距看得更清楚了，几乎每时每刻，他都在捉摸和思考，如何才能增加安全系数。

自然界的食物链总是一环套一环，诸侯们都怕了蒋介石，可蒋介石也不是没有比他更强大的对手，比方说日本人。

诸侯们是“内”，倭国在国门之外，就是“外”，蒋介石的口号是“攘外必先安内”，先把国内摆平了再跟日本人计较。诸侯们则针锋相对，提出“攘外才能安内”，或者“攘外即是安内”、“攘外内自安”。除了御外抗侮的民族情感之外，不得不说，牵制蒋介石，以保全自己，是其中必不可少的考虑因素。

在两广事变中，无论广东还是广西，都以抗日为名，以反蒋为实。广西的新桂系更好，竟然可以前脚接受日本武器和教官，后脚就“北上抗日”，敢情一样都不耽误。

刘湘并不例外，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又比两广要磊落得多。或者可以这样说，从“万县惨案”时杨森与英军对阵开始，四川人对洋鬼子还真没怎么含糊过。

日本在成都原本设有领事馆，不过“九一八”事变后就关门大吉了，日本侨民也撤回了国，此后日本外务省又不断向南京外交部施加压力，要求恢复领事馆。

外交部长张群征询刘湘的意见。邓汉祥以刘湘的名义复电表示，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要设立领事馆的话，也没有条约上的根据。当然最重要的是，自东北沦陷之后，川人仇恨日本的情绪甚为激烈，因此请外交部予以慎重考虑。

张群于是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予以拒绝。

日本人不管不顾，仍计划派人潜入成都，横竖一定要设领事馆。

刘湘便与邓汉祥计议，密令全川各地舟车、旅店不许接待日本人，同时派出密探队，跟踪监视所有入川来蓉的日本人。

1936年8月，日本派出四人先遣队，利用各种关系住进了四川的一家大饭店。

刘湘派人规劝未果，就策动了成都各界示威游行，以压迫日本人出境。按照他的要求，示威游行时，军警只能维持秩序，不得对游行队伍进行干涉。

很快游行就出现了失控现象，四个日本人被一顿胖揍，两死两伤。

死了人，便成了异常棘手的外交事件，这就是“成都事件”（又称“蓉案”）。在外交上已饱受日本逼压的蒋介石得知后，很是恼火，专门来电相责，说刘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后又不缉凶，对蓉案应负全责。

不料这次刘湘有高人相助，游行前邓汉祥特地通过民间抗日团体，出面邀请了成都的复兴社指导游行。

复兴社成员大多为黄埔军人，在蒋介石内部属于抗日主战的激进派系，与新政学系的相对低调保守完全不同。接到邀请，他们欣然同意参与其中，甚至没有向蒋介石进行报告。

游行过程中，邓汉祥安排专人，用手提照相机将复兴社成员沿途活动的情形全都拍了下来。现在蒋介石要追究责任，刘湘就按照邓汉祥的建议，把当天拍得的照片函送南京，同时复电说，蓉案系由成都中央人员（复兴社）领导和发动，又是爱国行为，因此，“事前未便阻止，事后无法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