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8/23页）

蒋介石同样已荷枪实弹，铁掌刚出，飞剑又至。

“甫澄身体多病，兼管军民两政，一直深恐他力有不逮。所以这次我准备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担任省主席，让甫澄专负绥靖地方的责任，这样也便于他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不但是飞剑，还是穿心剑，一通乱七八糟的台词，眼瞅着直奔对手的胸口致命袭来。

邓汉祥既不能退，也不能闪，更不能拖，只能硬生生地接招。当然他不能说刘湘不肯退位分权，得说军民分治尚不合“川情”。

“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省政府成立，防区制取消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钱方面，始稍有眉目。现在截然划分军政、民政，由两人负责，恐难收辅车相依之效，反而会转增中央西顾之忧。”

蒋介石气势如此之盛，是因为“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与“两广事变”时相比大为不同。在国内声誉上，蒋介石一下子到达顶点，看上去已正正经经像个全国领袖，国内没有任何人能撼动得了他的地位，因此不管邓汉祥当着面如何巧舌如簧，他始终是一副无动于衷的表情。

眼见相持下去甚为不利，邓汉祥想了想说：“委员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烦。可否指定一位负责人从长研讨，使汉祥多有陈述机会。”

蒋介石料想邓汉祥也耍不出什么特别的花招，便点头应允，并指定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其商榷。

邓汉祥反复权衡，在蒋介石势大，又不能打仗的前提下，要想缩着脑袋一刀都不挨是不可能了，按照刘湘“拖一天是一天”的策略，他选择了舍卒保帅。

邓汉祥对何应钦说：“缩编军队和军民分治两件事，如果同时进行，逼得过紧，恐难免滋生事端，何不分两个步骤办理？”

邓汉祥提出，可以先缩编军队，过一些时候再搞军民分治，“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

通过何应钦的转述，蒋介石合计下来，左一刀右一刀，反正都是一刀，排着队砍也未尝不可。于是在第二次接见邓汉祥时，蒋不再提及军民分治，只决定于7月1日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并派何应钦为代表到渝主持。

邓汉祥返回成都，将前后情形跟刘湘一说，刘湘也意识到此番不同往日，蒋介石是专门针对四川而来的。

假如当初没听邓汉祥之言，直接向行营和军校发起进攻，不管攻得下攻不下，有一点可以确定：蒋介石绝不会跟你这么啰里啰嗦，早已率兵打到四川了。

现在还能分步骤来，那真是给足了面子，再不学乖点，就太没智商了。刘湘立即致电蒋介石和何应钦，表示拥护整军会议。

1937年4月16日，刘湘再作让步，声明接受南京政府提出的“川军国军化，政治中央化”。第二天，川军腾出位置，由“中央军”正式进驻重庆。

这是刘湘备受煎熬的一段日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曾像金钟罩、铁布衫那样的合纵之术正在式微，面对蒋介石在军政两面的凌厉攻势，南北诸侯均噤若寒蝉，没一个敢上台过招。

1937年4月30日，西安事变的发起者之一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而事实上，在此之前，他的“小西北军”就已经瓦解，握枪杆子的人一旦失去枪杆子，你怎么摆布都没问题。

当天，刘湘便离开成都市区，移居金花桥别墅。

金花桥别墅是一座乡村别墅，坐落于成都至双流的公路附近，有专用汽车道与公路连接，在紧张情况下随时可以沿公路逃生。

过去刘湘养病都是去大邑老家，这次破例住进金花桥别墅，实在是被杨虎城的先例给吓得不轻。

四天之后，见周围尚无异样，他这才返回成都，一回来即将蓉、渝两市的警察局长予以撤换。

他还是安全的，至少在整军会议之前。

尽管害怕，但一天天过去，那个日子还是在不断逼近。何应钦即将飞抵重庆，同时电告刘湘如期参加整军会议。

刘湘的嫡系部下闻讯，大多劝止刘湘赴渝。刘兆藜等三个旅长更是跪在地上痛哭，说去重庆凶多吉少，万一被扣，一切就都完了。

尽管刘湘答应与会，其实心里也一点底都没有。彼时蒋介石正在庐山，邓锡侯、刘文辉、杨森在山上都驻有代表，他们发回的电报，无一例外都说蒋介石欲借整军会议来收拾刘湘。

这些电报当然不是给刘湘看的，但刘湘有办法偷看，他那个侦察电台可不是吃干饭的。

看完电报，刘湘更有顾虑了，就担心何应钦邀他不是开会，而是去看硫酸雨。

谋士和武将数不胜数，到头来能抓住的救命稻草却还是只有一个，那就是邓汉祥。

刘湘问邓汉祥，我究竟是去好还是不去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