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19/23页）

邓汉祥说：“假如是我替蒋介石策划，就绝不会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光扣你有什么呢，你的几十万军队仍然会成问题。”

那蒋介石会用什么办法呢，“不如用绳子勒！”

刘湘被吓一跳，但邓汉祥并非那些不上档次的暗杀特工，他所说的“勒”是指政治策略。

“蒋介石可以先缩编你的军队，再逼你实行军民分治，最后再调你到中央当个部长，岂不省事得多？”

谁都能听出“勒”法之巧妙，若不是蒋介石的首席幕僚杨永泰早已被刺身亡，没准他献给蒋介石的就是此计。

刘湘当然不愿意被活活“勒死”，不过这起码给了他拖延的时间，比直接扣留要好很多。

一切都是推测，毕竟邓汉祥不是蒋介石的幕僚，所以他又给刘湘想出了一个最稳当的办法。

按照邓汉祥的布置，他和刘湘同时出发，只是所乘交通工具不同，刘湘坐汽车，邓汉祥坐的是飞机，这样邓汉祥便提前到达了重庆，而刘湘则一路慢行，最后停于璧山。

邓汉祥与刘湘约定，由邓汉祥先同何应钦密谈，摸清底细后再到璧山与刘湘会合。假如整军方案危及川局，刘湘无法接受，便马上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折回重庆；倘若开出的条件平易，尚不难接受，那么自然就可以大大方方地进重庆。

邓汉祥在重庆机场接得何应钦，寒暄已毕，首先就说：“你不知道，这里的谣言很多。”

何应钦忙问是什么谣言。邓汉祥便告诉他：“不外整军就是在整刘甫澄。”

何应钦不听则可，一听赶紧“辟谣”，并且信誓旦旦地对邓汉祥保证：“我带来的是一张白纸，刘甫澄想要如何写就如何写。”

这正是邓汉祥想得到的答案。他和刘湘怕就怕蒋介石利用整军会议，或直接扣人，或卸其兵权。

为了进一步加以确证，邓汉祥故意说：“蒋先生的把戏很多，谣言也不能认为毫无根据，特别是我不知道你给我讲的到底是不是真心话。”

何应钦急了：“我是贵州人，川滇黔向称一家，而且我对甫澄素无恶感，如果委员长真要收拾他，我肯来当刽子手，同四川人结不解之仇吗？”

杨永泰、张群、何应钦，合称为邓汉祥的三把“钥匙”，大家平时私交不错，同时，邓汉祥与何应钦还是同学同乡，彼此之间很了解对方的性格脾性。何应钦究竟说没说假话，邓汉祥是能觉察出来的，他注意到，何应钦在说话的时候，态度很自然，没有一丝一毫装出来的表情，因此判断何应钦没有欺骗他。

当夜邓汉祥赶到璧山，将经过详告刘湘，刘湘这才决定去重庆。

1937年7月1日，整军会议在重庆开幕。

何应钦先代表蒋介石讲了一通会议的意义，刘湘、邓锡侯等人赶紧假惺惺地表示拥护，接着便进入了实质话题。

何应钦定了个调子：“川康军队，从数量来上讲，报中央备案的就有一百七十多个团，竟然比日本常备部队的两倍半还多。以四川一省来供养这么庞大的军队，无怪乎质量难以提高，所以四川军队急需整理。”

说一千道一万，不过还是要缩编。握枪杆子的有哪一个舍得朝自己身上砍这一刀。会场上立即鸦雀无声，谁都不表态，刘湘也缄口不言。

会议形成僵局，何应钦着急万分，他虽然带来的是一张白纸，但总得往上面填点啥，否则如何交差。

无奈之下，何应钦便通过顾祝同去说服范绍增，要他在会上带个头，主动裁减军队，条件是将来另外成立一个军，由范绍增出任军长。

范绍增早就跟刘湘离心离德，觉得这个买卖不错，于是一拍胸脯，应承了下来。

再次开会，范绍增第一个开口：“服从中央，裁减我师！”

范绍增的表态，一下子打开了裁减川军的缺口，会议随后完全被何应钦一人所掌控，由着他哗啦哗啦地把价码往上抬：川军缩减十分之二、川军团长以上军官以后由“中央”直接委派、川军军饷每月由南京军政部派员点名发放……何应钦从南京带来的确实只是一张白纸，可是转瞬之间，纸上已经密密麻麻，刘湘不仅要裁军，而且眼看着连军队的用人权和财权都保不住了。

刘湘和各军头领皆瞠目结舌，有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味道。尤其刘湘，心里面真是恨死了窝里反的范哈儿。

正在刘湘大伤脑袋之际，何应钦突然宣布中止会议，并紧急起程返回南京。

会议无疾而终，决议自然也就无法落实。包括刘湘在内，川军将领们犹如上晚自习遇到断电的学生，那个喜出望外和欢呼雀跃，真是难以形容。

何应钦中途离场的原因很简单，“七七事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