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22/23页）

以后川军基本上是足不出省，就算是偶尔出川，刘湘也要反复叮嘱带兵官：我的策略是“内重于外”，你们出去后意思一下就行了，千万别傻乎乎地去拼命啊。

就算是省外作战，其实也是内战，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内战而已。现在川军不仅要出省，还要进行“国战”，以抗敌御侮，川人的民族自豪感一下子全被调动和激发出来了。

刘湘回川动员时，四川正处于沸腾之中。游行队伍天天在街上示威请愿，成都多次举办有十万人参加的抗战动员大会。“五老七贤”中的尹钟锡诙谐地对人说：“现在要实行总动员，可惜我老了，已经动不得了，不然也想上前线哩。”

民众踊跃，大部分川军官兵一谈到要出川打日本，全都是笑逐颜开、精神百倍。

在川军出川誓师大会上，唐式遵推开麦克风，走到前台慷慨陈词，且声若洪钟，响彻全场。他还当众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

会后唐式遵说到做到，将自己的一处房产捐作抗战经费。过去“二瘟”最受人诟病之处，便是说他缺少阳刚气质和铁血精神，现在如此给力，自然受到舆论的一致称道。

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激昂。

唐式遵的诗，细细听来，其实也有一股荆轲易水送别的味道。川军虽有二十余年战史，积累了四五百次作战经验，但活动范围很小，交战对象也有限，除杨森所部外，从未与外国军真正对阵过。此次川军远征千里，一去就要与现代化装备的日军开打，这日本兵听说有的是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连见都没见过，一打起来，十有八九是真要埋骨他乡了。

人总是怕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像杨森那样天生刚猛的毕竟不多，而临时焕发出来的激情也不可能永远持久。于是，有关系的便请假调职，或者以闲散名义留守后方，甚至不要名义，也情愿缩居成都、重庆当寓公。没有关系的中下级军官和职员，只好自叹命不如人，狠着心肠在驻地与娇妻爱儿话别。

营连以上的高级带兵官一般跑不掉，硬着头皮到战场上“走一阵”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因此大多“预立遗嘱，处分家产”，表示自己将以“有死之心”出川抗战，实质上为数不少的人都心情阴郁，预感到此番将“无生之望”。

刘湘本人也甚为忐忑，他忐忑不是怕死，是希望能旗开得胜，来改变川军连年打内战的“恶名声”，提高他和川军在全国的声誉地位。

这时候，他又想起了久违的“刘神仙”。

早在半年前，刘湘就将刘从云接回了成都，他也不时走访，过从甚密。刘从云的信徒都以为刘湘将再度重用刘从云，因此纷传：“刘恩师落难两三年，现在又可以东山再起，重整旗鼓了。”

刘从云的信徒哪懂政治，就算刘湘想用刘从云，在四川“门户开放”的情况下也根本做不到了——那样的话，刘湘恐怕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迷信落后”的帽子了。

有时候，迷信就是一味镇定剂，可以让你在六神无主的时候得到一点安慰。出川前，刘湘不光找刘从云卜卦，也曾将那个不取酬的“民间相师”王篾匠请来成都给他看相。

王篾匠怎么说，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但刘从云的卜卦清清楚楚，因为后来川军出师的“良辰吉日”就是由刘从云掐指算出来的。

在算好“良辰吉日”后，刘湘又专门配备了精兵良将。除他自己派出六个师外，一道请缨出征的邓锡侯、孙震、李家钰也都各出兵两个师，全部加起来有十四万之众。这些部队的战斗力都较强，属于川军中最基本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刘湘所部，无论装备、训练还是实战能力，在川军中都数一数二。

邓锡侯、孙震、李家钰都是亲自统兵，刘湘虽未即刻亲征，但受命出发的潘文华、唐式遵，向为刘湘座下的哼哈二将，全都有组织和指挥大战役的经验。他们以下，则囊括郭勋祺、刘兆藜等新生代川将，可以说所有能征惯战的兵将基本都调出去了。

如此配置，在刘湘看来，不说大获全胜，打几个漂亮仗扬扬威总是可以办到的。

蒋介石分派给川军的活，是在河南担任一个方面的作战任务。刘湘考虑仅由长江水路出川的话，一者容易贻误战机，二者这么多部队挤一起，沿途给养和交通工具也很成问题，因此决定分成两路纵队行军。

北路纵队包括邓、孙、李三部，由邓锡侯、孙震率领，从陆路步行，出剑阁向西安集中，东路纵队即刘湘所部，由唐式遵、潘文华率领，自水路乘船，出夔门向武汉集中。

刘湘的计划是，待两路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再令他们分别从西安、武汉出发，以便北渡黄河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