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声的战争（第7/23页）

刘湘的用人原则，与三国时的刘备十分类似和接近，也就是都很重德。

一个人能德才兼备固然好，可如果二者不能兼得，那么“德”就一定得排在“才”前面，为此，哪怕弃“才”而不用。

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长期的生存斗争中所得到的必然经验——无“德”之人一般很难做到忠诚可靠，被敌方阵营收买的几率也相应变高了。换句话说，他的“才”越高，给你造成的潜在危险反而会越大。

非常时期，刘湘尤其重“德”，这个所谓的“德”，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对他的忠诚程度。

所有谋士客卿都筛过一遍，符合要求的只有邓汉祥一人。

刘湘起初看重邓汉祥，即源于对方的个人操守。入幕刘湘后，邓汉祥长期驻于京沪，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所受到的诱惑也就特别多，但从未有人能攻破他的防线。

刘文辉派驻沪代表私下相送一万元现金。邓汉祥不愿接受，并在电报中告知刘湘，刘湘回电：“朋友所赠，受之有何不可。”

邓汉祥依言收下了钱，不过转手就存入了银行——那个驻沪代表所创办的银行。用意很明显，就是为日后交涉提供便利。

当初范绍增也把刘文辉的贿赂上交“组织”，而且同样被刘湘奖励。但对于奖金的分配，范绍增是用来给自己买了新房，邓汉祥却仍用于公事，仅此一点，便足以让刘湘对其刮目相看。

刘湘日益信赖邓汉祥，有些追随刘湘多年的部下僚属不服气，认为邓汉祥入幕时间不长，又整天在外面与蒋介石的人结交，谁能保证他会一直忠心耿耿呢。

还有人说邓汉祥与刘文辉经常互通信息，怀疑邓汉祥暗中早就与刘文辉有了一腿。

刘湘不以为然，一笑置之。某次，他的侦察电台截获一封密电，那是刘文辉的驻外代表发给刘文辉的，上面说邓汉祥一心为刘湘效命，对其他人包括刘文辉在内都是意存敷衍，因此千万不可过分信任。

刘湘将这封电报遍示左右，才解除了众人的疑惑。

四川省政府一成立，刘湘就任命邓汉祥为秘书长，替他筹划内外事务。邓汉祥也应命直接站到前台，与杨永泰和康泽等人展开“政治战”的较量。

蒋介石不断接到关于刘湘“桀骜不驯”的报告，他势必也要进行内部调整，以便加大对刘湘的压力。

1935年10月，蒋介石在重庆设立行营（重庆行营），以顾祝同为行营主任，杨永泰为秘书长。

两个月后，参谋团奉令撤销，人员被并入行营，贺国光改任行营副主任兼参谋长。

从表面上看，重庆行营主管川滇黔三省军政，但实际重点都在四川。行营的三名首要人物，顾祝同只是挂个头衔，并不具体理事，贺国光则属于场面上的好好先生，唯有杨永泰锋芒毕露，是个寸厘不肯相让的厉害角色。甫一到任，他就通过种种办法，安插亲信担任督察专员，同时以合办的名义，派专人控制“县政人员训练班”。

康泽在重庆行营内并无席位，但他属于蒋介石直接指挥和调遣，与杨永泰一上一下，等于一个是师爷，一个是打手。

康泽以复兴社为骨干，重点推行“政训战略”：在各专区设立政训室，各县设置政训员，同时利用已建立起来的保甲制度，对各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进行调训。

杨永泰和康泽展示给刘湘看的，是一幅可怕的图景。

几个督察专员的位置倒还没有什么，反正没有一世的专员，到了一定时候就可以撤换或调任。但你想想，如果未来的县长、区长，一直到现在的保长、甲长，全都是对方训练出来的，那就撤无可撤，换无可换了，而正是这些人，决定着今后四川地方究竟听谁的。

邓汉祥奉命拍马上前。

谋士对阵，与武将不同，表面上，你闻不到一丝一毫的硝烟味，甚至邓、杨之间还会惺惺相惜、互致殷勤。

邓汉祥知道杨永泰是广东人，而且对美食很是在行，便在四川有名的酒家订制粤菜，派人按日送到杨永泰公馆，极尽周到之能事。

另一方面，杨永泰也向邓汉祥频抛绣球。

此前，张群接任湖北省主席，曾有意邀请邓汉祥去做行政督察专员，被邓汉祥一口婉拒，但杨永泰仍不死心，仍利用各种机会和场合，对邓汉祥进行劝诱。

他经常说的是：“我看准了，你那个伙计（指刘湘）就是个刘璋，与之共事，能有啥前途！你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先当个次长，我保证两年以后能当上部长。”

其实这也是一种战术，叫做攻心战。尽管大家都知根知底，出击之前就预料到要打动对方难如登天，但该出的招还是得出。

化骨绵掌之后，便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小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