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归国（第4/6页）

函中王文庆、莫伯恒（永贞）均浙籍国会议员，运隆（张孝准）湘籍，似系辛亥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军械司长。所云浙中款械事，膺白未预闻，他终生未参与向外借款或购械事。此函是来信而非答信，看文字可见，想另有人函托克强先生，而克强先生则以事关浙江，故一并以告膺白。海军独立，浙江负担三十万元，一张支票送由膺白交唐少川（绍仪）先生。当时海军只有闽系，平日生活甚豪，而在政治运动中讲价，膺白不与有直接关系。克强先生右手失去食指中指，函以三指写，书法健美，而文亦谦厚如其人。

五月间，两广云贵各独立省，成立“军务院”于广西肇庆，是集体制，而以岑春煊为都司令，梁任公为都参谋。岑春煊字云阶，为清末大吏中堪与袁氏抗礼之人，籍隶广西西林，大家称他西林先生。二次革命前他与革命党人友善，他曾公开电责袁氏，故后来亦亡命南洋。他不但是西南人，清末他任两广总督时曾招抚土匪投诚，即早期的桂系陆荣廷一派。北洋军阀势力始终未达两广，故陆荣廷一派在两广成了拥兵疆吏。岑西林之在西南，以有此聊可指挥之旧属。国民党人自反对袁氏帝制的护国军起，前后与岑共事者甚多，而多数为国会中之政学会派。自军务院而后有七总裁，似即由此国会所选出。这些，我们住在北方，但见国会忽南忽北，其间如何相结恩怨，我们在天津闭门写读，均不预闻。我第一次知道国民党与岑结欢在壬子（一九一二）癸丑（一九一三）之际，一日膺白不知由中山先生抑克强先生家开会回来，说袁氏无论如何不能与南方气味相投，岑西林足与相抗，有人疑岑终是官僚，有人以袁有实力，而岑则否，不妨相与。为前说者何人我不知，为后说者系汪精卫，汪的主张，当时是很有力的。

我没有见过西林先生，膺白亦没有做过他的僚属或与他共过事。民五（一九一六）以后，有一时期，上海的岑公馆常是人才会集之处，中有许多膺白的朋友，因此我们偶然南归，膺白亦常往岑公馆，常被留共饭。岑家的肴菜大概很讲究，一次膺白吃着一味不认识的菜，欲放手而西林先生固劝，他回来疑心是蛇，甚悔。西林先生送过膺白一副对联曰：“其人如精金美玉，所居在让水廉泉。”何所据而如此许可，不得而知，我则不免很向这几个字向往。民九（一九二〇）我们出国，他托膺白带口信给他在美的一子一孙，并托照管。民十六（一九二七）膺白长沪市，接他一封介绍一个侄子的信，信送到我们家里，故我得看见其亲笔。信中有“惟足下可托”之句，知其晚景不顺。

膺白仅有的一次和西林先生公事接触，是民五（一九一六）他做浙江省的代表到肇庆，事属偶然。浙江是护国第六军，本来愿到肇庆的人并不少，忽然六月初袁世凯病故，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北京成立新政府，即将召集旧国会，故原拟南游之人，纷纷北上，不再注意肇庆，于是膺白愿代表浙江前往，为本省完成宿约，毫无其他政治作用。浙江省政府给他带一秘书张焕伯（元成）。张先生后来做过一任县长。

我必须在此附带提起张焕伯先生，他是《感忆录》里作文章的张湖生之父。膺白同他到西南一度共事之后，久相阔别，一直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病，他介绍一个中医，陪同上莫干山。他的夫人吾梦超，与他同留学过日本，后来夫妇均吃素信佛。膺白之丧，焕伯先生助念佛几天。抗战中在上海，生活甚苦，夫妇同出负米。王大纲与湖生交厚，湖生在渝，大纲得便常送点糖或油存问二老。复员后，他们另一少年朋友汪公纪（绩熙）返沪，凑款与大纲二人代表去省视两老。这几位少年的义气和行动，与我毫无关系，而焕伯先生见情到我。他要庆祝抗日胜利，送一桌功德林的素菜来请我，并且说如果我不喜吃素，他可开一次荤陪吃。他夫妇是吃长素有年的人。胜利后的局势并不令人快活，他们境况亦不好。我如何可掠人之美，而受他们的情！我固辞。一日我在门前散步，远看有一人似乎负重而来，走近见是张焕伯手提四瓶酒，这次我赶快接受他的酒，而坚请取消已定之菜。相约俟真胜利的时候，大家再叙。他的长子东生，父母嫌其不羁，在中美联谊社服务，复员时接收的敌产医院隶属于此，他知道我家其时有人找事，来问我有无他可为力处。这些人情味，都难以忘记的。

膺白一生到西南，只民五（一九一六）的一次，有一半地方，言语不通，他讲说粤督龙济光见客穿黑拷绸短衫，手臂带翠玉镯神气，出人意想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