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 归国（第5/6页）

护国之役，浙江虽整个起义，然不过半年，内部轧铄，久在上海之北军杨善德，奉命统兵入浙，是为北兵入浙江统治之始。吾家时已迁京，补救无术。自此以后，卢永祥、孙传芳相继主浙政，随北洋军阀本身分子之消长而更迭，本省人安居其下。民十五（一九二六）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北伐，由武汉而东下，总司令蒋先生是浙江人，足以警醒本省。这时孙传芳为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出境迎战，浙江省长夏超暗储精械，以警察起事，被孙军逮捕毒害而死。我手边有夏的一封贺年信，无关宏旨。其举事膺白未预闻，浙江交通便利而有终身未出省境之人，夏君亦其一人。后来浙军第一师陈仪，第三师周凤岐，均先后通款。关于辛亥及护国二役浙江之事，除我直接所知，《感忆录》中葛敬恩先生文可以印证，他与浙江军人大半系同学或师生关系。

从民五（一九一六）到民廿五（一九三六）膺白去世，恰巧廿年，他始终如言没有问过本省的事。廿年中，浙江在北洋军阀下和国民政府下各十年。膺白自己要留得乡里情缘，晚年终老，为下一代尽点社会义务，所成无几，我在《莫干山》章中当述及。浙江在国民政府下，亦有几位省主席是外籍人，本省人仅张静江（人杰）、朱骝先（家骅）两先生，静江先生的建设至今犹留遗迹。有一个时期，一位正直到近乎古怪的湖北张难先先生主浙，又有一位纯军人湖南鲁涤平先生主浙，多数的浙江人不解其故。有人嘲笑说：谁言浙江文物甚盛？如此借才异地！蒋先生曾两次征求膺白为江苏省主席，膺白未就，然没有征求过他到浙江。除开向中央保举，膺白向不介绍人，对本省亦如此，从不插嘴人事。从北方辞职后，几个僚属请政府任用，到浙江的有一人，已在他去世的一年了。一件有趣的事，膺白在民国廿五个年头中，首尾两年，有朋友劝他为桑梓服务。前章曾述民元（一九一二）有人要他回浙江，他自己不愿，英士先生亦不放。民廿四（一九三五）的秋天，我们在莫干山，一日膺白的总角交徐青甫兄来，适膺白有北来远客，青甫兄与我均不愿与此人见面，我们到铁路饭店午餐。忽然他说：劝膺白为本省做点事吧！很多朋友会帮忙。青甫兄从来不劝进，此日不知何故。膺白和我居城市常不合时宜，在山在乡则贩夫走卒都可亲。朋友们说若民选省长，膺白当为第一个被人想到，亦最可能当选之人。没有试过，谁敢代言民意？我在中国时，见一辈少年热心政治，愿入某人某人之门，以依附始，言某人系某人之人，不以为骇异，曾大为劝告。在这种机会，人与我商，不论劝人勉己，我都说若欲从政，由基础入手，若人民真要我们，连我亦不辞。至于膺白，早把选举看得很重，五四运动之际，他劝青年不可忘读书，假期回里向众讲演投票之义，这是民主初步。

我现在要说一点民五（一九一六）的上半年我做“跑街”情形。我是一个人跑，跑马路、跑码头、跑银行、跑电报局等。我到银行时，长凳上一同坐着等候的都是商行里老司务和出店们，这些经手银钱的人当都诚实可靠。但我是一个廿几岁女子，受大家注意，我亦拘束。几次碰着廖仲恺先生，颔首微笑不作声，他不知道我在窘，而我似乎有事可向他呼援，略为安些。我跑海关打听船期，到码头接客，不像如今一个电话，一辆汽车，顷刻了事。到了目的地还常常受冷搁一边，或不给切实的答复。膺白到沪，我们住定以后，我每天替他出去接洽，走弄堂，绕马路。法租界尚贤堂、巡捕房、兵营一带，要盘旋几次。我手里拿的食篮书包等类，是“信箱”和“钱袋”，请人往来的凭信川资，都如此传递。我的装束总是个学生模样。远客到沪要晤膺白，我总先行一步，认为无误而膺白入见。我访徐忍茹的一次很窘，我心里以为他家与帮会有关。事先岳军嫂代我约定时间，地址是法租界嵩山路十二号，她补告我一句：房子很小。我从春晖里坐黄包车到法租界，看见嵩山路即下车，专向狭窄的地方找门牌，有几个小女孩问我找几号，我说十二号，她们欣然带路，到了一家，门口确是十二号。我上木板踏步进屋，有一男一女在，我问徐君，主人颔首答我，我以为这是密示在内，坐而等候，久待不至。再问，主人仍颔首支吾，倒瓶中水饷我，我不饮，他愈殷勤固请，我慌忙夺门而逃。走出嵩山路大街，见车即坐，正拟回家，见嵩山路的另一头，还有不少人家，而十二号门口，主人正立而待我。原来我所遇见道旁的女孩们，是法租界安南巡捕家孩子，她们所指示者并未错，这是安南巡捕住宅区，而主人之敬我杯水，亦未必有恶意。在当时的我，则有点惊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