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的话（第8/16页）

托克维尔显然不打算告诉他的上司，美国最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官方宣布的计划，而是撰写关于美国共和政体的作品。似乎只有勒·佩莱蒂尔·德奥奈知道这个秘密：“我期待你能完成一部杰出的作品，”在1831年8月，德奥奈在给托克维尔的信中写道，“你对该领域发表的言论让我清楚这一点。从沃尔尼出发，你能够超越其他所有旅行者，向我们展示一个更真实的美国。我相信凭你的聪明才智和观察力，你不会错过任何内容。在你回到法国之后，你只需向政府提交先前承诺的报告。但你赢得的是，你的声誉、你的荣耀、完整的美国之旅。”[71]

博蒙和托克维尔对美国有不同的兴趣，但他们打算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作为同一本书的两个部分。在1831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仅在后来才变得截然不同。第一个版本的《监狱系统》也公布了古斯塔夫·德·博蒙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共同完成的名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在《监狱系统》出版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在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封信中仍提到了该合作作品：“为了完成更全面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德·博蒙先生和我现在很忙。”[72]

1832年2月20日，托克维尔和博蒙离开纽约，重返法国。

托克维尔几乎不想再履行他在凡尔赛的职责。他私底下向欧内斯特·德·沙布罗尔透露，他已考虑其他计划：“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彻底离开，”他承认，“我常常想这样做，或是尝试晋升；至少我现在清楚的是，我将不会再穿上预审法官的长袍。我将不会出现在凡尔赛，或者将有其他头衔。这一点是确定的（但仅在我们之间）。”[73]

监狱系统

在3月底回到法国之后，博蒙前往萨尔特与家人团聚，而托克维尔留在了巴黎。

博蒙开始写关于监狱系统的报告，为了确保托克维尔的协作，他在4月中旬与托克维尔在巴黎见面。几周过去了。当博蒙继续准备关于监狱的报告时，托克维尔陷入了极大的沮丧之中，他不想为工作投入任何头脑上的努力。[74]在北美地区度过了兴奋而激动的一年之后，他似乎无法适应闲散的生活。他参观了土伦监狱，随后分别在5月和6月参观了日内瓦监狱和洛桑监狱，但撰写报告的绝大部分任务落在了博蒙的肩上。[75]

在这些旅程之前，托克维尔帮助了他的朋友路易斯·德·凯尔戈莱，他因德·贝利公爵夫人的冒险活动而受到牵连。在3月9日，托克维尔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律师。他为凯尔戈莱辩护，凯尔戈莱被宣告无罪，并很快重获自由。[76]

为卡洛·阿尔贝托的一名囚犯辩护不能说明托克维尔已经改变他的立场支持推翻七月王朝的破坏性成就。即使他喜欢波旁王朝，即使他与凯尔戈莱的友谊是不可动摇的，但他仍然十分明确地反对在位君主的暴力驱逐行为。美国的通信已经揭示了他害怕这种情况——由于君主政体被颠覆而突然回到法国[77]，害怕看见“急性子”希波吕忒参与了这样的颠覆活动。[78]

至于托克维尔对过激论者的看法，其在一封信中表达得非常明确，他感觉到他的哥哥想采取一些过激决定对抗七月王朝，他用下列词语表达了他的观点：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们找到了自我，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实际上，40年来，我们在理解自由的思想上已经取得巨大进展。在人们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之前，他们需要接受教育。我不怀疑我们的民族在进步。虽然大城市中存在骚乱，但仍有大多数人能够冷静地遵守法律；但政府没有发挥其作用。你认为40年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吗？我们正在收获15年复辟期的自由所带来的成果。当你看见极左分子声明其只想在法律措施的指导下继续发展，与此同时，当你听到保皇主义者宣称他们必须吸引公众舆论，公众舆论能够给予君主力量，你难道不感到震惊？它难道没有战胜之前的一切？身处当下所有的苦难和七月革命带来的热潮之中，你难道不觉得自己有理由希望我们最终会达到一种稳定的社会状态？我不知道我们以后是否自由，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比40年前自由很多。如果复辟已经持续了十年时间，我相信我们已经得到拯救；合法性习惯和合乎宪法的社会标准已经完全进入我们的道德观念之中。但现在，一切是否会恢复原状？会有第二次复辟吗？我看见了许多障碍。毫无疑问，最大的障碍是保皇主义党派的人士获得胜利。你永远无法使保皇主义党派中最活跃的那部分人认识到妥协并不存在，持久的正统君主政体必须是民族的、必须与自由的思想结盟，否则会被它们打败。如果波旁家族重获王位，他们会利用武力，这样他们会再次失败。也许在法国我们必须创造一个因军事荣耀而强大的政府，而不是一个仅仅因为正义而强大的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是强大的，正义的确有助于它的维系，但无法保护它不受其自身的不足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