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24/50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

团皆红巾蒙首，余布二尺许，托至脑后。红布围腰，红巾裹腿，手执短刀，招摇过市。（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

龙顾山人《庚子诗鉴》：

各团名目服色有别：曰龙团者驻端邸，其衣帕红质黄缘。曰虎团者驻庄邸，其衣帕红质紫缘。曰仙团者驻大公主府，则红质蓝缘。又有兔团者缘以白。龟团者缘以黑。别色分群，以望可辨，时有五色团之称。（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载《义和团》。）

造反农民们的衣装五颜六色，而得到官费资助的那支义和团农民的衣装也许是他们世代都不曾穿过的：一律青色黄缘的“号坎”，上有红字，两肩前有“奉旨”二字，前后胸有“团勇”字样，围绕着这两个大字是四个小字：“义和神兵”——官不官，民不民，戏不戏，神不神，帝国农民加入义和团后的装束奇特无比。

还有“戴武生帽”和扎“武巾”者。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匪若干，似有一匪率之行，此匪则戴戏场中武生帽，玻璃镶嵌，红绒飞舞。以红巾勒额，余布曳于脑后，以红带束腰，前后胸背皆袢成十字，余布由肩下垂，几及踝。又有着渔网高巾者，有着会场马童之扎巾抹额者，数千人中约有百余人似此装束，间杂而行。9侨析生：《京津拳匪纪略》。）

连义和团行军出动的仪式，也是照搬中国戏剧舞台上的场面：“大师兄身穿黄靠，头包黄巾，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杜某：《庚子日记》，载《义和团史料》。）所谓“靠”，是京剧中武将的服饰，为了加强舞台造型的装饰性，“靠”上还插着花哨的小旗，战斗时随着舞蹈动作的旋转，小旗飞舞，煞是好看。于是，义和团的将领也是这种打扮——“拳众中，有背插四旗如剧中战将者”。而“披发而金箍者”，显然是装扮成了孙悟空。更有甚者，“有团自称猪八戒者，刀剑皆不用，竟以拾粪之耙，旋舞如飞。”至于“涂脂抹粉”并且梳起两个朝天小辫儿的，为京剧中童子的标准扮相，比如《空城计》中陪同诸葛亮在城楼上弹琴的那两个心里发虚浑身冒冷汗的琴童便是——“每团出队，先以二童子为前导，双丫直裰且有涂脂抹粉者。”（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载《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

义和团的队伍中，还有引人注目的女兵，这便是源于天津的著名的“红灯照”。史料称，天津红灯照，“皆十八九岁处女为之”。这个年龄的姑娘正是处在无论穿什么都耐看的好年华，更何况自从加入了义和团，师兄们便把她们认真地打扮起来，以显示“中国女人的风采”：个个头裹红巾，腰扎红带，绛色裤褂，大领双脸鞋，头巾上写“协天大帝”四字，红兜肚上写“护心镜”三字。走路时左手持红巾，右手持红扇，亦有提红灯者，沿街走来如舞蹈状，前后有力士护卫。“红灯照”的首领之一是个叫“翠云娘”的姑娘，江湖卖艺出身，在上海街头表演的时候被洋人巡捕抓去，在租界的牢房中受到侮辱，她对洋人的仇恨比任何一位红灯照都深，于是她的打扮也更不一般：“周身锦缎，衣履一碧，双足纤小，貌益艳丽。”红灯照的姑娘们敢作敢当，她们高举着写有“守望相助”四字的大旗上都明确标出“某村某铺”的地址，她们要让世人一看就知道这群“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女子们来自何方。

封建社会里，“女人下贱和污秽”的观念使帝国底层妇女始终挣扎在非人的生活状态中。终于有这么一天，她们，年轻的、对未来生活还没有完全绝望的，甚至依稀有着美好想像的贫苦女子们，终于有了和男人平起平坐的机会。她们可以宣泄自己的情绪，表现自己的勇气，可以不再受肉体的饥饿和欺侮、精神的压抑和束缚，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是一个“人”。于是，她们纷纷不顾父母的拼死反对，结伴冲出家门，融入到那个惊心动魄的历史时代之中了——“津郡女子多有练习红灯照者，父母不能禁，常夜半启门，不知所往。有数日始返，有一去不复返，其返者，询何往，则曰至外洋焚洋楼也。”（佚名：《天津一月记》，载《义和团》。）这些年轻的姑娘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时光，她们光彩照人的青春活力和极其悲惨的命运结局，凝固成帝国历史上一段永远说不完忆不尽的凄美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