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33/50页）

1888年，大沽到天津的铁路通车。

至甲午时，中华帝国土地上的铁路里程约六百余里。这六百余里长的每一条铁路的修建都伴随着帝国农民们的激烈的反对。

而洋人带进帝国的电报和电话所需要的电线，和铁路一样，也遭到了帝国农民们关于祖先问题和风水问题的困扰。1879年，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帝国在天津至大沽、烟台之间架设了电报线路。1881年，天津至上海间的电报线路开通。电报的开通令中国人关于“距离”的概念为之一变：就在电报线开通的第二年，北京顺天乡试的录取结果经过电报传至上海，在北京科举考试之后的24个小时之内，录取名单就出现在了上海的报纸上，这让中国人感到生活真的是变了。1883年，天津至北京的电报开通，从此，紧急军情，朝廷圣旨，官方通报以及重要商情，都可以通过电报传送。但是，架设电报线就需要埋设电线杆，帝国的农民们坚决反对把这样的杆子埋在自己的地头上，说是洋人们破坏了他们的风水。为此当地官员给朝廷上了个奏折：

顷据乡民联络呈称，外国人擅立木柱后，近日百姓竟有无故暴死者，众情汹汹，禀求照会外国领事，饬令该外国商人偿命。（《近代上海大事记》第221页。）

就在架起电线杆的日子里，村里正好死了一个人，帝国的农民们发现这就是无可置疑的证据——架设电线杆和人的生死是有关系的。

涉及风水的问题还有矿山的开采。

洋人们要开采矿石，但是无一例外地受到当地农民们的驱赶甚至对抗。而农民们的对抗与政府官员们的指使有极大的关系。中国丰富的矿藏引起洋人们的垂涎，洋人们在中国逐渐建立的工业也需要大量的矿产。洋人们在中国采矿受到阻止的原因，仔细翻看史料，满篇皆是的风水问题。帝国总理衙门对洋人请求在烟台开办金矿的批复是：不准，有碍民间风水。

什么是风水？

想开矿但是总是得不到许可的洋人们痛苦万分。走投无路之时，洋人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在报纸上公开征集稿件，请“高明的中国人”专门就风水问题来稿讨论，并且说，如果一个月内中国人自己还不能把什么是“风水”说明白，中国人以后就可以闭上嘴了——“切勿再言风水二字矣。”

洋人们在报纸上征集稿件时所附的文章，乃天下奇文——这个懂点中文的外国主笔的“之乎者也”居然用得八九不离十。这样的文章登载在中国本土发行的报纸上，“我等外国人”真有点欺我泱泱中华帝国无人了：

风水二字，屡屡言之，我等外国人不识风水二字为何意。况我外国人常于新报刊录水气、火气、力学等等，但未知风水之学。我等外国人讲求学问，岂敢自足？如风水二字实有明证，务请中国名臣博学贤士大人，将风水二字分剖明白，指以实实真据，我等外国人断无有不佩服者。若以虚假之辞欺惑于人，休怪我等外国人非但无所佩服，且觉偌大文礼之邦贻笑于海外也。外国人所云各学，如中国人不信，外国人可指真实凭据，请为证。现今各国公使、各口领事并外国博学等人，风水二字，闻之厌烦。倘中国人能以风水二字实据指明，外国人亦当洗耳领教，而外国人不耻下问，幸中国高明指教。（《上海新报》1866年7月27日。）

但是，泱泱帝国真是有人才，居然“各处士民投稿踊跃”，截稿日期已过，来稿依旧源源不断。中国人的观点说法各异，可谓五花八门：有坚持风水说的；有支持西人开矿的；还有一大批中间派，他们主张洋人应该理解中国；还有人主张这个问题不需要讨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外国人就是外国人，根本谈不到一个“壶”里：“我中国以十八省为天下，余皆外夷也。有风水之理者为华人，无风水之事者为夷人，华夷分别在此耳。”有个署名“四明筠庄氏”的中国人士，“傲对洋人，痛快淋漓”，其文章颇具代表性。他先对中国深奥的文化传统做了一番概括，说自开天辟地以来，历代圣贤后稷、大禹、周公、孔子创作了“天下最著之文化”，风水说就是这种文化中的一部分。如此古老深厚的文化，“夷人”们无法理解是预料之中的事。“夷人”们不赡养父母，不崇拜祖先，一个姓氏竟能够结婚，妇女居然可以管丈夫等等，如此卑贱恶习，哪有资格谈论深奥的风水之说！最后，究竟什么是风水，这位大人是这样论述：

中国士大夫束发受经，幼而学，壮而行，星纬、图谶、山海诸书，莫不明如指掌，即坐贾行商，暇则无有不翻译古今，探赜底蕴者。风水一事，攸关甚重。堪舆家参伍错综，莫不从《周易》中析义得来……盖土有美瘠，山有秀硗，来龙服脉，随地相引。若无风水，何以斯山产金，斯山出玉，南方人物竟秀，北方秉质伟玫？固山灵之钟毓使然，遽可肆言以塞众口哉！（《上海新报》1866年8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