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48/50页）

四面八方是旗帜的海洋。这个彩色的海洋随着低沉的怒吼声剧烈地起伏，如同巨大风暴来临时汹涌的海浪。天空刹那间昏暗下来，因为酷热的天空被飞扬起来的尘土所遮盖。在数不清的身穿各色衣服的义和团团员的前面，是身穿白色或者红色衣饰的领头人。这些仿佛是神仙之首的人冲锋时的姿势奇特而令人心惊：他们在枪弹面前没有匍匐，没有规避动作，甚至连腰都没有弯下来。他们高昂着头颅，仿佛他们热切地希望在这个应该躲避子弹的时刻自己身体能够显得更加醒目。在他们的身后，人人都学着他们的样子，甚至更加夸张，所有的人在扭动身体的时候像极了某种部落庆祝丰收的舞蹈。他们的口中发出古怪的声音，这个声音由冲在前面的首领带头发出，时而节奏明显，时而混乱不堪。声音由低沉到高昂，最后是一片尖锐的喊叫。一排人在枪弹的射击中倒下了，尖锐的声音仅仅停顿了一瞬间，更尖锐的声音随即又响起来了，后面的人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前进。“这不是在战斗！”一个联军军官后来回忆说，“这肯定是某种仪式，是这个民族在某种危机的时刻进行的殉葬般的仪式。”“面对来复枪、机关枪和大炮，这些中国的农民如同落叶一样倒下，但是他们依旧在冲锋，不能想像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加勇敢的人。”

中华帝国的青年农民们，这些世代在贫瘠的大地上从事着最劳苦的耕作，然后在世界上最低的生存标准中心满意足的人，他们温顺勤劳、幽默诙谐，他们热爱戏剧、渴望富足，他们善于用小小的诡计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关照和朋友的仗义，他们不会书写文字，但是能够用优雅的乡俚小调吟唱太阳、月亮，吟唱巍峨的群山和河边的柳絮——中国农民在这个时刻所爆发出来的凶悍和无畏，足以使所有鄙视这个民族的人心慌意乱，使所有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那些自命不凡的侃侃而谈黯然失色。中国农民对异族侵入他们的土地的行径充满了本能的、刻骨的、不可遏止的仇恨，他们对自己的信念充满着纯洁的、激动的、忘我的热情。作为这个民族的农夫子民，他们在面对国家的敌人的那一瞬间所表现出来的悲壮的艺术化的行为，会使他们所有的子孙心绪不宁。

一百年前初夏的帝国北方，在那片青纱帐被呐喊声冲开一角的瞬间，历史的幕帐被撕开了一道缝隙，从这道狭窄的缝隙里挣脱出来的是这个民族内心深处难得一见的真实，这种被生命的鲜血浸透了的真实，足以让整个世界陷入一种欲哭无泪欲助无能的万分痛苦的境地。同时，这种生命的真实还是这个自诞生之日起就从来没有迁移和分化过的东方民族几千年来厮守在一块土地上成功地繁衍和发展的最明确有力的证据。

义和团的进攻，是以各村的“坛口”为战斗单位的，每个“坛口”都有自己的旗帜和自己的大师兄。在杀声、枪炮声和集体高声念诵着神灵赋予他们的“咒语”的前进声中，他们没有死亡的概念。按照义和团特有的观念，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刀枪不入”的，他们由于得到了某个神灵的庇护，于是被笼罩在一种超自然的状态之中。一个人的倒下，被他们称之为“睡了”，这个美丽的想像令他们几乎是微笑着面对生命的终结。一个义和团团员之所以“睡了”，或者是因为“功夫”不到而暂时处于“沉思”、“反省”的状态，或者就是因为累了，决定稍微地歇息一刻。义和团们认为，“睡了”的人片刻就会苏醒，即使是“新手”，“顶多三天”便能“还阳”。

虔诚地幻想肉体的不死，是一个民族精神得以不死的最原始的根源。

义和团对外国联军的攻击整整持续了两天两夜。帝国农民的尸体堆积成山，鲜血流淌成河。

西摩尔率领的外国联军在帝国农民用年轻的生命和原始的器械的阻击下，没有再向帝国的都城前进半步。

就在帝国的农民们拼死战斗的时候，慈禧，这个被冠以神灵之名——“老佛爷”——的女人，似乎依旧在“拿不定主意”的状态中心烦意乱。她一天之内先后派出许景澄等四位大臣到使馆区去交涉，试图阻止联军向北京增援，但是遭到了各国公使的严词拒绝。13日，慈禧终于下达了一个重要的指令：动用帝国的正规军队阻击西摩尔的联军：

各国使馆先后到京之兵，已有千余名……倘再纷至沓来，后患何堪设想……迅将聂士成一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实力禁阻……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惟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孙其海：《铁血百年祭》，黄河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