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飘浮的神灵（第49/50页）

但是，帝国的正规军接到“阻击外国联军”的命令的时候，同时也接到了“剿捕”正在与外国联军殊死战斗的义和团的命令。自西摩尔从天津出发以来的两天之内，老佛爷连续发出了八道谕旨，最后，把对义和团的称呼从“拳民”重新改称为“拳匪”，严厉命令对义和团“严行查拿”，“依法惩治”。

位于前线的帝国正规军聂士成、罗荣光部，接到对外国联军“实力禁阻”和对义和团“实力剿捕”的两份圣旨，立即陷入了这样一个两难境地：如果对外国联军进行阻击，势必要与义和团并肩作战；如果要对义和团进行杀戮，势必要与外国联军并肩作战。而与任何一方“并肩作战”都是抗旨，于是，他们“踌躇至再，不敢贸然行事。”

此时的中华帝国政府，已经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荒唐、最不可理喻的政府。偌大一个帝国的生死权力竟然掌握在这样的政府手中，真是千古奇闻。

但是，刚刚连续发出“严厉剿捕”义和团上谕的慈禧，就在13日这一天，突然间又改变了态度——没有人能够弄明白慈禧太后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这个变化最直接明了的后果：北京城的所有城门骤然打开，准备“迎接义和团入城”。

1900年6月13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是政治局势极其微妙的一天。

当西摩尔的联军在廊坊车站受到义和团的阻击而不能前进时，稍微有点政治头脑和军事头脑的人不难看清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如果义和团被打败，外国联军将长驱直入北京城；如果联军被打败，后续的外国军队一定会等待大规模的增援。这也就是说，无论廊坊战斗的结局是什么，局势只能更加严重。而且，在慈禧看来，后者的结局可能更加不堪设想。那么，惟一的一线希望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先阻挡一下再说。阻挡外国联军的行动，不能不解决给义和团在政治上“定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了。

根据多种史料的记载，早就聚集在北京城城外的义和团，是由刚毅带领来的。慈禧在原来的上谕中态度是严格的：不准义和团到北京城里来“捣乱”。她十分明白乡下的农民们如果大规模进城，帝国的都城将会是什么样子。义和团的农民们是要杀洋人的，北京城里的洋人几乎都是外交人员，如果真的动了手，势必造成国际关系的大混乱。

义和团们刚一到达北京各个城门外，九门提督就立即命令关上城门。北京城里一时人人心慌意乱，城门上的士兵严阵以待，而城外的农民把城门砸得震天响。

突然，有个差官急马送来辅国公载澜的令箭，责令九门提督“立即开门”。

载澜，端郡王载漪的弟弟。

守城官兵不敢违抗。

帝国沉重的都城城门吱呀呀地打开了。

“拳众乃一拥而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一册，第306页。）

从此，义和团农民们的队伍“日夜不绝”地拥入帝国的都城。“入者多至十万余人。”（同上0

从来没有真正起到抵御敌人作用的帝国的城门，自然没有理由阻挡本族人的进入。这些大门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象征，如同中国百姓在大门上贴上一幅驱鬼的木版画一样。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国家，城里城外，可以说都是农民，城里的城门从来没有阻挡和割断过城市与乡村的联系。即使在城市里生活了几代的人，也始终保持着与乡村家乡的密切来往，直到乡村家族被战争、灾荒和其他不测事件所灭绝为止。关于城市的概念，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差别。西方的城市是军事意义上的堡垒；而在中国，所谓的城市仅仅是无数个农民后裔组成的一个巨大的生活村落而已。

因此，义和团农民们进入北京，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来“串门”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手里拿的不是当做见面礼物的乡村土产，而是刀枪棍棒。

得到了帝国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感觉十分美妙，他们到处张贴“揭帖”，其内容是经过义和团里面的“知识分子”润色过的，丰富、生动而有趣：

义和团，神助团，灭绝洋教安中原。

天主教，妄信天，不信佛神忘祖先。

无夫妇，忘耻廉，妻女常伴主教眠。

礼拜日，男女欢，只为一招练一番。

人乱伦，忘体面，天主堂里乱行奸。

生子女，育孙男，怀了私孕感谢天。

如不信，大众观，圣子串种眼珠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