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袁世凯为何反对立宪学习明治维新？（第5/7页）

如此一来，袁世凯设计的责任内阁就已经有了近代“责任政府”的意味，它与皇权相互制衡，也和之前的军机处有了根本区别：正是因为“产权”与“治权”逐步分开，逐步走向公开政治（可以问责，可以倒台），以及分职专任等等“责任”的确立，有助于改变几千年来从官到民的“官本位”思想，有对权力的限制，才能减少对权力的崇拜，让权力不再天然是真理的代名词；有助于让政治不再是神秘之事，甚至不再是神圣之事，政治原本就应该以处理老百姓的俗务为重，就为老百姓的“过日子”服务，而不是你阴谋我，我算计你，你整我，我斗你。

原来，让政治变得世俗，才会最终让政治得到该有的尊重；让政治回归平常，就是让政治走向了正常。原来，之前老袁和其他几位大臣上奏废除科举，正是和这次以设置责任内阁为核心的改官制互为配套——只有从制度上去除做官的神圣性以及读书只能为做官的途径，才有助于最终建立一个工商业和经济充分发展的世俗社会，让一贯强势的政府，向世俗社会低头，最终成为真正的“责任政府”。

当然，相信眼尖的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个方案中虽然规定皇帝可以直接任免和接见内阁总理和内阁大臣，但皇帝还是由过去的直接管事变成了间接管事。借用自古以来那句著名的话，现官不如现管，皇帝仍然有被内阁总理架空的可能，而且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一旦责任内阁成立，内阁总理自然属于奕劻，而其中一个副总理自然非老袁莫属。奕劻同志一向是“神仙王爷”，只贪银子不管事的，拿银子喂饱奕劻的袁世凯就会成为事实上的内阁总理。老袁啊老袁，其实朝廷中已经有说你“假立宪、真专权”的传言了，你如何真正洗脱自己的嫌疑啊。

袁世凯是个聪明人，他始终关注自己和他人的现实利益，他的现实就是从结果出发，先考虑怎么创造条件，并不注重形式和过程的细节完美，根据条件一步步达到目标。也就是说，他不会把前进的姿势也当作了前进本身，只要能达到目的地，哪怕是爬过去也是愿意的，作为这轮官制改革的领导者，老袁很清楚，他不仅需要为改革本身设计一个好方案，也必然要把自己尽量超脱于私利之外，用这份方案本身最大限度地凝聚改革共识，趁此时机壮大改革阵营的力量，这才是他该考虑的事情。面对权力的时候，朝廷中没有人是傻子，塞进了私利的方案绝对不可能蒙住慈禧那双厉害的眼睛，也绝对不可能在那些老油条大臣中争取更多的同意，老袁需要的是让改官制得到更多的支持，而不是关起门来为自己计算，这一点他还是分得很清楚的。

于是，为了进一步限制责任内阁的权力，老袁的改官制方案还涉及了其他的方面，这种设计从内涵来说，它正是对当时西方宪政体系的一种有意模仿和学习——三权分立！

责任内阁并不是终点，老袁的方案继续向着君主总揽下的三权分立挺进。司法权属法部和大理院（由原来大理寺改组），它们是独立的，不听从政府（责任内阁）的命令，也不受政府的干扰，只对皇上负责——至少从组织层面上，司法权已经分立了。

立法权应该属于国会，但在大清目前的国情下，正式的国会是很难召开的，这是大家的共识。在一个有着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如果明天突然成立一个“国会”，老百姓就真的能够去“立法”让大小官员去遵守，那才叫乱了套。既然正式的一时难以成立，老袁的设计是：先在京城设立“资政院”作为过渡。那么，它到底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袁世凯不解释清楚，大家的疑虑是无法消除的。

在老袁拿出的方案中，资政院就是“专门让百姓们说话的场所”，以后百姓们有利益诉求或者对官府有建言，都可以并且只能去资政院进行申诉和表达，如果不是经由资政院，朝廷一律不受理。如此一来，朝廷倾听了群众呼声，民间利益的诉求有了出口，对政府形成一定的舆论监督，老百姓行使了一定的议政权力，对官府有建言和建议，先让老百姓敢于参与和议论政治，敢于对政府问责和追责，然后从“说话”向着“立法”过渡，将来逐步开设国会、制定宪法。

除了作为国会的预备和过渡之外，老袁还有结合大清国情的更加现实的考虑，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百姓们目前确实“民智未开”，但随着改革的推进，他们的权利意识实际上也在逐步增强。而自从新一轮改革以来，朝廷花了很多的钱，加捐加税，加重了百姓们的负担，民间已经出现了要求收回抵押给洋人的铁路、煤矿，声讨地方督抚不作为的声音。据他的判断，这种情况今后会越来越严重，如果都让官府去处理，会让官府应接不暇，影响正常行政，朝廷最好专门设置一个让老百姓“说话”的场所，让民间舆论化散为整，让民间的利益诉求有个出口，有合法和便利的渠道传递给官府，以便将来不会闹得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