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2/13页）

除广西方向外，保皇会在广东另有一番布置。康有为派梁炳光、张学璟、叶湘南等到新安、东莞等地聚人办团，联络惠、潮、嘉的会党游勇如林玉、“版筑”“三品”等。这一计划得到原台湾民主国义军统领丘逢甲的赞助。台湾民主国成立时，康有为在北京以其“苍葛之呼，震动宇宙，事虽不成，义暴天下”而“侧慕之私，甚愿执鞭焉”。后来在桂林与唐景崧交往，“具审执事大才，益增想望”，“以为吾岭海磅礴，有吾两人，如孟德言，所谓使君与操也”。这时则致函丘逢甲，请其“命驾来游，俾瞻丰采，获聆高论”，希望借重丘的影响，“台澎旧侣，潮惠新知，以公号召，必当共济”。[10]

1900年3月，丘逢甲赴南洋考察学务，在新加坡与康有为、容闳晤谈，同意参与保皇会的勤王起兵。4月9日，梁启超致函梁启田，言及保皇会在广东的军事准备时提到：“邱仙根进士倡率屋闸”[11]，又同意“归统”，与潮汕的版筑“合成一军”[12]，愿意在起义之际具名签发由保皇会拟定的保护外人布告。[13]这使保皇会得以免除后顾之忧，可以倾全力向西。6月，保皇会的勤王正军准备大举袭桂，而主帅陈翼亭丁艰在家，为不失时机，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与丘逢甲商议：“万一羽异未出，可先动不？”[14]希望由丘逢甲领头，率先发难。

原台湾民主国帮办刘永福当时率军驻扎广东，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勤王运动，但保皇会试图加以利用。康有为指示勤王军在两广发动时，“拟东西皆假刘旗，以其声威震动大众”[15]，乱敌军心，便于奔袭。并具体安排专人秘密制作旗帜号衣上的“福军某营”字样。其时兴中会策划在两广独立起义，以响应各派联合的中原大举，并力争在广东与保皇会合作，有会员往见刘永福，说以种族大义，请其归附帮助。据说刘“极之喜欢，答应倘有机会，定必赞助”[16]。

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在下游势力很大的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有宿怨，汉口自立军的实际统领林圭则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7]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及其弟明颐“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俞明震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名流如刘世珩（聚卿）、傅春官（苕生）、易顺鼎（实甫）、顾云（石公）、薛华培（次申）等，于8月17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得到大家的赞同。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雅二，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的大力协助下，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8]则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参与井上、俞明震等人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关系很深。甲午中日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参与戎幄，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诣阙上言，请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并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等人坚决抗战。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均未成功。[19]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督办江阴江防营务处。[20]

长江联合阵营从正气会成立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康年一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的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专门从事发动和组织会党的“内圈”活动。

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知道内情，汪还认识会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人。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了解会员的活动情况。参与该会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通告汪派，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