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大一统（第11/20页）

公元89年，窦宪与耿秉各率四千骑、南匈奴左谷蠡王师子率万骑从朔方鸡鹿塞（今内蒙古磴口县西北哈萨格峡谷口）出兵；南单于屯屠河率领万余骑从满夷谷（今内蒙古固阳县）出兵；度辽将军邓鸿和边境地区归附朝廷的羌胡八千骑、左贤王安国万骑从翩阳塞（固阳县境）出兵。

三路大军在涿邪山（今蒙古西部、阿尔泰山东脉）会师。

窦宪命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等率精兵一万多，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今蒙古境内杭爱山）作战，大破敌军。敌众溃散，单于逃走。窦宪整军追击，直到私渠比鞮海（乌布苏诺尔湖）。

此役，共斩杀名王以下将士一万三千多人，俘获马、牛、羊、驼百余万头，来降者八十一部，前后二十多万人。窦宪、耿秉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

这便是历史上不是太著名的“勒石燕然”的典故。

其实，从历史影响而言，窦宪的这个“勒石燕然”，几乎是秒杀汉武帝时期卫青和霍去病的北伐：此战过后，北匈奴被迫西迁，三百年后，成为了令西方人闻之胆寒的“上帝之鞭”，把日耳曼人从原始丛林驱赶出来，最终致使欧洲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罗马帝国灭亡；而北匈奴西迁留下的权力真空，则被鲜卑人填补，鲜卑人成为草原的新霸主，而南匈奴等胡族则被迫内迁，若干年后，造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巨大的民族浩劫——五胡乱华；而草原的新霸主鲜卑，则建立了国祚长达171年的北魏（少数民族统治时间之久，北魏仅次于满清）。

但是，很可惜，窦宪的北伐，在中国历史的评价中，却一直远远不如卫青和霍去病。为此，柏杨老先生还颇是愤愤不平，写下了如下评语——但是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史书上只有寥寥数行，反不如一个儒家学派知识分子的一件酸溜溜的事，占据的篇幅要多。多少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文化事迹，被迂腐盲目的没有原则的反战思想埋没掩盖。这是中华文化遗产中最严重的缺失，严重的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气质。中国人的孱弱退守，原因在此。

好吧，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为什么窦宪遭遇如此冷遇。窦宪这场战役之所以寥寥数笔，是因为此公本人向来不受传统史学家的待见，原因无他，此公给东汉开了个“外戚专权”的坏头，以此导致东汉一直在外戚和宦官这两股势力间打转，以致亡国。在传统史家看来，窦宪于内政的危害，甚于他在外事上的贡献，所以，窦宪此人在历史上就一直颇遭冷眼。

当然了，柏杨老先生认为这种评价逻辑有问题，甚至是中国人“孱弱退守”的原因，这我们是需要探讨一下的。

人类的任何战争，都是争夺生存空间和生存物资，换句话说，一场战争值不值得打，就看两点——空间和物资。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侵扰中原，无疑，在空间和物资上，都是双丰收，他们当然值得打，值得将“打”这个字作为基本国策来执行。而中原政权北伐游牧民族呢？我们能得到什么东西呢？空间？农耕民族要草原和大漠有何用？物资？游牧民族有什么值得抢的呢？空间用不得，物资抢不着，打了何用？

更重要的是，我们打一场仗，往往需要花费很大代价，以“勒石燕然”为例，窦宪同志取得这样一场大胜，那可是深入大漠三千里换来的。

以汉王朝和匈奴的战争史为例，汉王朝进攻匈奴，一开始基本是无头苍蝇乱折腾，连攻击目标都没有。卫青第一次出征的时候（著名的龙城之役），汉朝大军兵分四路，结果只有卫青一个人获胜，公孙敖和李广都遭挫败，而公孙贺同志干脆是怎么来怎么回，连敌军的人影都没碰到。龙城之役卫青获胜，李广落败，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李广不如卫青能打？当然不是，这只能说明，李广不如卫青运气好。卫青能赢是因为瞎猫撞上了死耗子，而李广落败，则是放屁砸了脚后跟，碰到了匈奴主力，寡众不敌。

龙城之役，现在被我们看成是汉军反击匈奴的起点，是卫青横空出世的一场战事，但是，从军事角度而言，这场战事却形同儿戏。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正说明汉民族跟游牧民族的战争，从来都不对等吗？

所以，游牧民族南下侵扰，这叫做“攻击性进攻”，目的是空间和物资，而我们北伐游牧民族，则是“防御型进攻”，目的是驱逐对手，这跟什么“孱弱退守”毫无关系，只是跟地理条件、生存方式和经济利益有关罢了。

好了，有点扯远了，我们回过来看孔范。

很显然，孔范这个马屁，拍得有些离谱，就陈叔宝同志这赌气式的胜算0%的进攻，何以跟窦宪突袭大漠数千里，建万世之功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