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梦（第38/39页）

第三次东征之后，情况当然只能更加严重：

乙卯，离石境内的匈奴人刘苗王造反，自称天子，众至数万；将军潘长文前往讨伐，遭遇失利。（离石是今山西省离石县，晋中地区出现叛乱）

汲郡叛将王德仁拥众数万，据守林虑山一带，四处劫掠，落草为寇。（汲郡为今河南淇县东，中原地区出现叛乱）

东海（江苏省连云港市）叛将彭孝才转掠沂水（山东省沂水县），彭城留守董纯前往讨伐，将其擒获。

悲催的是，董纯虽屡战屡捷，却不能缓解叛乱，反而叛乱愈加严重，于是有人这是董纯“怯懦”造成的，杨广大怒之下，将其锁至东都，诛杀……

大业十一年上谷叛将王须拔自称漫天王，国号燕；部将魏刀儿自称历山飞：拥众各十馀万，北连突阙，南寇燕、赵。（燕赵地区也开始了）

……

三征高句丽，终于为杨广讨来了面子，但是，所付出的代价，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隋朝已经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杨广要如何解决呢？

理论上说，杨广现阶段的工作重心，应该是两个字——治乱。

所谓“治乱”，核心词自然是“治”。

“治”这个词本来是医学术语，包含的是极为复杂的工序。

我们一个人得了病，要施治，首先第一步，自然是诊断，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是哪个部位得了病，因为什么得了病，已经病了多久，病到了什么程度，只有把这些东西弄清楚了，才能有后续工作。

治乱也如治病一样，首先第一步，是诊断。隋朝的病症，自然是乱，而且，深入骨髓，极其严重，这个“乱”字，已经不是一时一地，而是全方位整体性了。这种混乱的根源在哪里？病症因何而起呢？

直观上看，这自然是三征高句丽引发的并发症。

打仗，本身就是一个容易伤筋动骨的大工程，更何况是杨广这样的打法。第一次征高丽，杨广出动了多少人？骆驿引途，总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馈运者倍之。也就是说，准备出战前线的，有1133800人，而后勤保障的，则是1133800×2=2267600人，从前线到后勤，拢共算一块，是3401400人，也就是340万左右。当时隋朝全国一共多少人呢？以开皇末年的统计而言，是890万户，人口是4600万左右（不计入奴婢和部曲）。

这大概什么概念呢？国共第二次内战初期，中共的军队大概是127万人，而当时全国人口大概是4亿多，1949年毛泽东在做政府报告时，表示当时中国人口大概是4.75亿。也就是说，第一次征高丽，杨广调动的军队就已经跟我党解放战争初期的军队数量差不多了，但是，当时隋朝人口的数量却仅仅是民国人口的10%左右。大家想，这次出征，杨广到底是花费了多大的成本？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出征，不只是一次，也不是两次，而是三次。即便隋文帝给杨广打下了极为厚实的基础，制造了开皇盛世，开皇末年的人口数量甚至是整个盛唐都未能匹及的高度，但是，面对杨广这样的动辄倾国征伐，也实在是无法继续支撑了。

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躲避大规模的兵役，各地纷纷作乱——最早举旗的王薄，他用以号召的所谓《无向辽东浪死歌》，其实就是反对征兵的体现；而接下来的窦建德，某种层面讲，也是因为帮助了逃避兵役的孙安祖而被迫造反；江南的叛乱，刘元进的乱军来源是因为害怕征东一去不复返而流亡的三吴子弟，而朱燮部的主要来源也是“民苦役者”，管崇所部也大抵如此；至于杨玄感叛乱后，纷纷呼应的百姓，也多是因为杨广的多次征兵……

可以说，三征高句丽造成的国困民乏就是隋末天下大乱的导火索。

然而，杨广对此的认识是什么呢？在杨玄感登高一呼而天下应之后，杨广对天下大乱做出了他的解答，他认为：“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杨广认为，这是因为人多而造成的。是不是很可笑呢？

当然，杨广此语也不完全只是可笑，因为人多而导致天下大乱的情况确实存在。中国历史是非常特殊的，历代王朝总是由盛而衰，周而复始，民国著名学者黄炎培在拜访毛泽东的时候，将这种现象称为“王朝周期律”。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现象呢？当然，对此有很多解释，也有一种解释是从人口学角度出发的。

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一个王朝出现变乱，大多是由天灾开始的，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起义，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元末的红巾起义，大抵均是如此；为什么一天灾就会有人祸呢？我们知道，一个王朝渐渐转向强盛的过程，其实也是人口日益增多的过程，但是，人口日益增多是有副作用的，因为农业经济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农田，在生产技术没有突飞猛进的基础上，一定的土地所能承载的人口也是一定的。然而，随着人口日益增多，土地的承载量渐渐达到极限，经济的抗压能力也在渐渐削弱，如果是风调雨顺，这种危机还不会暴露，一旦出现天灾，那么，脆弱的经济体就会让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彻底爆发，会有一堆人陷入饥荒，而一旦出现饥荒，伴随而来的一定是汹涌的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