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跌入低谷（第5/10页）

希特勒结束了绝食，但仍然抵制审问。在遭到希特勒粗鲁拒绝的官员中就有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此人专门负责起诉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蓄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参与者。施滕格莱因孤注一掷，决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副手汉斯·埃哈德同那位纳粹党人会面。埃哈德当时36岁，比希特勒大两岁。他认为自己能够摧毁希特勒的沉默之墙。但是当这位副检察官带着他的速记员和打字员于12月13日来到时，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会让自己像罪犯那样受审。”他哼着鼻子这样说道。

据埃哈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对自己的愤怒表现颇为自得，既质疑眼前这位官员到来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认法院的司法权。希特勒表示，他不会对埃哈德披露暴动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小小王牌：他让速记员和打字员离开了要塞二楼的接待室。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调查阵势之后，面对面同希特勒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任何旁听者。现在他们两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绝大发一番宏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时间在内的五个小时里，阿道夫·希特勒与汉斯·埃哈德漫无边际、毫不掩饰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在那次长谈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动事件上，在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种种纠葛关系上，以及在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应对未来审判的个人计划上，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从未拿出一支铅笔或抽出一张纸来。”埃哈德回忆道。“希特勒渐渐地放开手脚，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谈话时能够找到适当的词语，可是我一提笔来写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希特勒说道。他还说口授不适合他。但是我当时无法使他简洁清楚地回答一个毫不含混的明确问题。他一谈起政治就滔滔不绝。”

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吐沫乱飞，我就差撑把伞遮挡一下了”，埃哈德回忆说道。在希特勒那番废话连篇的长篇大论中，埃哈德终于能够归纳总结出希特勒在后来注定轰动一时的审判中有可能运用发挥的一些论点。36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自己的辩护词。首先，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针对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国家犯下叛国罪。因为在希特勒看来，魏玛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叛国基础上。希特勒认为，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在他看来，以后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没有使魏玛共和国合法化，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场革命是合法的吗？

但是希特勒的论点核心同他被指控的叛国罪无关，其矛头倒是指向他的“死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叛国罪。毕竟他们一连数月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战斗联盟串通勾结，密谋暴动，策划进军柏林。他们是十足的同谋。希特勒问道，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他的事业，他们作为执政当局为什么没有在事发之前逮捕这个“危险的希特勒”？相反，他继续说道，“在他们心里”37，他们一直是暴动的参与者。希特勒甚至扬言要披露有关国防军计划动员进军柏林，甚至有可能进攻鲁尔区法军驻军的秘密细节。这位饶舌的希特勒正在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要人们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对他的审判，让他的对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受到惩罚。就眼下来看，他们届时将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至于暴动的时间安排，希特勒向埃哈德透露，他感觉到了来自同党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卡尔和洛索绝不会打定主意迅速出击。他还担心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会以一些出格的行动抢了他的风头，“比如抓上十几个犹太人，把他们绞死”38。这种惊人言论充分暴露了希特勒漫不经心的残酷无情一面。

希特勒时刻准备战斗。即使受伤的左臂仍然困扰着他——他说用右手写字时，左臂疼得连一张纸用左手都按不住——这位受伤的纳粹领导人声称，一提到保护自己，使他的敌人活得“不痛快”，他就感到浑身是劲，“像野猫那样顽强不屈”。希特勒声称，他的审判陈述有可能采取备忘录的形式（尽管他不喜欢写作），将会“撕掉他的死敌脸上的假面具……迫使他们最终来到他目前的所在地，即被送进监狱”。埃哈德得以摆脱希特勒之后，立刻把全部谈话内容整理在纸上，结果整理出一份长达九页，共分六个部分，单倍行距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入一本书里，成为了解希特勒审判情况、他的心态及其政治判断标准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