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跌入低谷（第7/10页）

兰茨贝格监狱成为希特勒和埃卡特的共同栖身之地。不过他们从未在那里见面。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师，埃卡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卖力地向希特勒表明，反犹太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所具有的影响力。埃卡特经常被称为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勤于思索而且还吸食吗啡的埃卡特仍然在不断地抛出大量尖刻的政治批评意见。被捕当天，他还在写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题目为《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与我的对话》（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Dialogues Between Hitler and Me）。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根据他同希特勒的多次讨论整理而成，埃卡特称之为他写的“希特勒手册”。49但是在暴动发生几个月前，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不再把慕尼黑放荡不羁的种族主义运动明星埃卡特视为前辈贤者，甚至也不视为平起平坐的人。埃卡特已被排挤出希特勒的智囊团。暴动之夜，埃卡特是在他常去的一个酒吧（蝙蝠酒吧）里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起得较晚。听到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消息后，埃卡特便加入进军的行列（只是乘车前行）。50将他抓进兰茨贝格监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并没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在被监禁十天之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因此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又过了数星期，就在圣诞节第二天，埃卡特病逝在他和希特勒都非常喜爱的高山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终年55岁。51后来希特勒将《我的奋斗》第二卷献给埃卡特，以示怀念。

在狱中度过1923年的圣诞节，一定使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考虑到他那种不易动感情的个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是一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希特勒没有任何让他思念的亲密家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在暴动发生三周前，他在写信回复一位童年时期的老朋友时说：“就家庭来说，我家里目前只有我那条出色的德国牧羊犬。我没能使这种情况再向前发展一步。昨天的那个旧时头目到今天还是个头目，并没有变得文雅起来，也并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52

最为使人兴奋的节日时刻是一周后的新年前夕。午夜刚过，监狱教堂的嘹亮钟声便淹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续爆炸声中”。据黑姆里希回忆，那一阵阵爆炸声来自监狱大墙外面。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将守卫监狱的警察增加一倍。结果却是一场虚惊。据黑姆里希透露，原来是国防军兵营里的士兵高兴过头，把“多余的弹药”引爆，庆祝新年。

国防军引爆的烟火也许是一场虚惊，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庆贺1924年的到来，特别是1923年的逝去。新成立的德国共和国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是极为动荡不安。1923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一开始就发生了法国-比利时军队入侵鲁尔地区事件。到了秋季，局势跌入低谷，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希特勒发动武装暴动使国家和宪法遭到攻击。然后颓势就此止住。希特勒组织的拙劣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德国一个动乱政治时代的终结——紧张不安，极端暴力，近乎内战的局势，革命活动以及迅速加重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统统消失了。就在希特勒被关进监狱时，德国开始进入一个疲惫不堪又安宁平静的时期，最终出现了复苏稳定的局面。

德国的东山再起首先同1923年10月中旬推行一种被称为地产抵押马克的新货币有关。这种新货币的基础就是被称为地产抵押银行的新建机构。新马克同已被彻底摧毁的旧德国马克的汇率为：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0亿旧德国马克。在希特勒暴动失败后，货币开始重新赢得买家和卖家的信任，结束了通货膨胀局面。新的稳定形势很快又得到由美国牵头，旨在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支撑。这个计划后来签署于1924年。随着货币趋于稳定，失业形势开始得到缓解。法国方面甚至暗示，他们有可能准备撤出鲁尔地区。当时还有议论说德国正在加入国际联盟。镇压纳粹暴动使巴伐利亚州的革命与暴动热潮受到很大冲击，避免了在1923年秋季看上去必定要发生的柏林-慕尼黑之战。甚至就连在1923年冲突中被牵扯到的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等人不久也有了出路。形势发生好转，德国看上去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新的一年也给兰茨贝格监狱内部带来了变化。典狱长受命承接一项新工程，要把要塞建筑翻修改建成牢狱大楼，关押一大批参与过暴动的犯人。主体监狱里那片狭小的特别区域已不够用。另一道命令的执行难度更大：他要把要塞二楼改建成法庭。颇受期待的希特勒-鲁登道夫法庭审判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大墙内举行。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将在2月里一同受审的还有其他八位暴动领导者，包括克里贝尔上校、罗姆上尉、韦伯博士等人。在他们的审判结束几周之后，还要审判其他地位无足轻重的40名步兵。他们分别来自冲锋队和战斗联盟，被指控为叛国罪帮凶，并犯有其他各种罪行和过失，比如故意毁坏《慕尼黑邮报》报社设备器材、绑架人员、随意无礼对待《慕尼黑邮报》主编的妻子等人。由于无法知道在希特勒的进军队伍中何人开枪打死了四名警察，所以无人因此受到指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