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2/7页）

现在，我们离那条路有好几百英尺。我们转过身，在膝盖一般高的蓟草花里探路前行。在约尼和士兵们再次对那个地区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发现了隐藏在后面的叙利亚人，战斗又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我钻进车里，依然很难勾勒出战斗的经过和最后的结局。侦察营死亡2人、受伤1人，而叙利亚的兵力差不多有40人被全部消灭。“如此近距离地被敌人的火力所围困，摆脱僵局的方法就是把分散的兵力组织起来——这要归功于约尼，结果证明这种方法成功了，”希埃说。“约尼的作战方式，我甚至都没有在书上见到过。”穆吉说。

约尼自己在战后的一份简报中总结了这次战斗。他在结尾写道：“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部队，按照最简单的原则来战斗，就会无往不胜……在战场的每一次转移都必须要重视火力的掩护……决定性的时刻会在敌人的情绪转向溃败的时候到来；冲锋的时刻会在敌人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的时候到来，因为恐惧会彻底摧毁一个人……而在此之前，敌人会继续谋划自己的行动并构成一个颇具威胁的对手。”

约尼从没有告诉我这次战斗的细节，而我也没有过问。只是有一次，听他发表了即席讲话：“可怜的叙利亚人和世界上最优秀的战斗营遭遇，真是倒了大霉。”虽然没有跟他说起过，我想，他们更倒霉的是遇到了约尼。

约尼也没有把战斗的事情告诉过我们的父母。有一次，他跟父亲说：“你不能仅仅通过战斗的胜利就判断这个指挥官是优秀的。如果你愿意牺牲足够多的人，你几乎总能胜利。而一个优秀指挥官的真正评判标准，就是以最少的伤亡取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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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约尼在战场上的同一个画面一再浮现。它描绘了约尼的恩德培之战，也就是约尼在1966年的人生第一场战斗，那时他只有20岁——这场报复性的突击行动是针对在萨姆的恐怖分子，当时的西岸地区还在约旦人的统治之下。“有些人看上去，”他在行动之后写道，“在炮火中已经无法认清现实，并且不知道那个当下自己真正在做什么。然而，也有一些人和往日没有任何区别——一样的专注性、一样的判断力、一样的求实精神，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比我平时感觉的更紧张。”

同样的画面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天深夜，那时他驻扎在位于朱迪亚的一座名叫古什·埃齐翁的山里。“我们打算进攻一个藏有恐怖分子的房屋，”博阿兹·巴伦回忆说。他是在约尼领导的突击营里服役的一名士兵。“我们连续4个或者5个晚上赶到那里，但没有得到展开攻击的批准。一天晚上，我们跋涉了12英里的山路才赶到那里……最后的那个晚上，对方驻扎在外面的哨兵突然发现了我们。我们只得躲在战壕里一动不动。约尼意识到，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然后，他独自一人越过石头墙，站在门口就开始一阵扫射……后来他表示，对我们进攻的方式不太满意，即使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场战斗。5个恐怖分子只有2个毙命，而剩下的都逃走了……约尼那天晚上一直不说话，显得很孤僻。我们能感觉到他的不高兴，事情没有按照预定的方向发展。我们也不再谈论此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该是一目了然。”

概括起来讲，博阿兹认为，“他不仅是一位指挥官，也是一位导师。一个伟大的导师，我觉得……甚至他教育人的方式也很特别。仅仅跟他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这个惩罚就足够了。”

我的思绪按照自身的规律在游移；也许“导师”这个词，让我突然回想起约尼曾经提到过他的一位士兵，那时约尼还是伞兵部队一位年轻的排长。“有一次自卫演习中，我们坐在防空洞里，”这名士兵回忆道。24“我们五个人必须分享彼此的战斗配给，而每次只能有两个人吃饭。我碰巧跟约尼一起吃饭。他非常饿。有那么一会儿，他就坐在一个肉罐头和豌豆罐头的前面只顾着吃，就像一个饥肠辘辘的普通士兵。可是，他也是坐在自己跟前的这位士兵的排长啊，这样狼吞虎咽或者吃得太多好像有点失态吧。我能看见他的身体在摇晃，这种吃相可以完胜一切。他吃的份额超出了一点。我发现他对自己吃多了显得有些尴尬。当然，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将他逮个正着然后给他提个醒。所以我问他：‘其他人怎么办？’他低下头说：‘如果你以后当了指挥官，不要这么做。’三四年之后，我们都成了指挥官。跟他坐在一起，我又提起了往日那件有趣的轶事。‘你还记得？’他问。‘我希望你不要吃队友的东西。’”

伞兵排的士兵是约尼的第一批队友，在当年的训练结束后他们就分别了。后来，他们还见过一两次面。“每次新年我们都会聚在特拉维夫的迪岑哥夫广场，到场的人经常都很多，”约尼的一位士兵说。“我们会找一家餐馆或酒吧，然后一直逗留到深夜。那些聚会的人群里，有约尼一个。他会跟我们推心置腹，把埋藏在心里的所有东西都倾诉出来……我们发现他对大家如此地情深义重，不由得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依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