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伤在该死的胸口（第5/10页）

他们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来自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却不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干什么的（“就像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对吧？”）。很少有人关注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个可怕的乱摊子，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还有些热衷政治的家伙，他们有明确的立场，是我最不愿与之交谈的。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不容异见的公共利益维护者，他们痛恨战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钻研公司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拥有一支枪，更别说扣响扳机，但他们仍会在口头上对我表示敬意，并用从动作电影和征兵广告中得来的片面印象判断我远比普通百姓更“强悍”。好吧，没错，我是个陆战队员。至少，我不是他们。

纽约大学以向公益领域输送大量人才为荣，“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如果纽约大学毕业生从事薪水低于一定标准的公益事业，他们的助学贷款可以部分或全额减免，这样省下的钱超过普通美国人三年的薪水。入学仪式上，和其他所有没有鲁特奖学金、没有富有的父母、也没有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学一样，我一边听纽约大学的课程介绍，一边想：噢，他们想让我在未来六年里玩命地学习，却住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86]。有了助学贷款减免的诱惑，纽约大学的学生五个里会有四个考虑公益性工作。然而他们经过反复权衡，参考他们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职业轨迹，最终还是选择那几家知名律所，泯然众人。

公司法律师乔对我说：“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一间屋顶酒吧喝酒，面对着克莱斯勒大厦令人惊叹的夜景。乔为我叫了一杯掺了豆蔻的白酒。我从未喝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

“你不必是理想主义者，”他说，“你只需做一个不会被无聊工作压垮的人。要知道，这些工作根本不费脑子。有时候我恨我的客户，希望他们输掉官司，但事实上，这比大多数案子都强，因为大多数案子牵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输赢。除了每年都在减少的奖金，我拿固定工资。但我按小时收费，这意味着我干得越多，公司合伙人分的钱就越多。为了当上合伙人，人们会拼命干上十年，他们这么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员工的生活质量。他们只是为了钱。我也是。”

“你是为了还清上法学院和大学的贷款。”我说。

“但你不用，”他说，“你有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和你在海军陆战队攒的钱。如果你走我的老路，你得没日没夜地审阅文件，还得搭上他妈每个周末。你只想一枪把自己的脑浆崩出来。”

关于债务乔说得没错，不过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给我的启示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工作并不能消除你想一枪崩出自己脑浆的冲动。

退出“支教美国”的保罗对我说：“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话，要谨慎选择去处。”

他与另两人合租了一套晨边高地[87]铁路旁的公寓，我们在那儿见面。公寓散发着精神分裂者的气质，墙上贴着“讨伐体制乐队”的旧海报、加框的《纽约客》封面以及中国西藏的经幡。

“美国没救了，兄弟，”保罗啜了口啤酒，“相信我，你不愿当那个从下沉的船里往外舀水的人。”

“伊战老兵，”我指着自己的胸脯说，“这种事我已经干过了。”

“我也是，”他说，“我随时可以拿我的中学任教经历和你的派遣比。”

“他们向你开枪了？”

“有一天一个学生拿刀捅了另一个。”

那比不上沃克勒或是博伊兰，更比不上死去的英雄蒂姆，但绝对把我比了下去。我距离暴力最近的经历只是看着伤员和垂死的士兵被抬进基地医院。

“那所学校里最让人悲哀的，”他说，“是那些正派的孩子。因为，老实说，那所学校已经烂到根里了，聪明的选择是他妈扭头就走。”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特许公立学校？《有教无类法案》？标准化考试？”

“嘿，我可不知道。要不然你说我为什么会读教育领导力的硕士？”他笑道，“所以如果你想从事公益事业——”

“——我需要确定自己不是胸前巨大伤口上的一片创可贴。”

“你别去做公益。”投资银行的埃德对我说。我们俩在一间詹姆斯·邦德主题的酒吧里抽着雪茄，着装要求是卡其裤和一双好鞋。

“但我觉得——”

“我认识你多久了？你该去律所。这是个简单选择。让我帮你分析一下。”

“乔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