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第9/15页）

苏联军队占领立陶宛时，蜜丝的父亲在旧都维尔纽斯；1939年秋天波兰解体时，该城才由苏联归还立陶宛。

他赶搭头一班火车返回居住的考纳斯，当晚寄住朋友家，然后连家都没回，便搭乘蒸汽船沿尼曼河而下，抵达瓦西里奇科夫家族旧产业所在的尤尔巴尔卡斯。瓦氏家族一直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他很快便找到愿偷偷带他越过德国边界的向导，而且几名向导正好以前经常在他的树林内“打猎”。抵达德国后，他本想付钱酬谢那些人，他们却一口回绝说：“以前你还住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领过很多次酬劳了！”

7月1日，星期一

下班后，到路易莎·维尔切克与塔蒂阿娜位于劳赫街上、曾是捷克公使馆的办公室去找她们。路易莎的上司乔赛亚斯·冯·兰曹是位外交官，人很好，以前被派驻过丹麦及美国。他很有幽默感，这点对他帮助很大，因为路易莎擅长写打油诗取笑办公室内的同事，常戏弄他。他请我们喝烈酒，气氛非常轻松自在。

7月2日，星期二

和奥托·冯·俾斯麦、柏纳索夫妇、海伦·比龙及一位来自瑞典公使馆的年轻外交官冯·海尔格共进晚餐，然后在他靠近蒂尔加滕区的公寓里消磨了一整个晚上。他家摆满了玮致活装饰品，这种时候岂不危险？

奥托·冯·俾斯麦王子（1897—1975）是“铁血宰相”俾斯麦的长孙，初出道时是国会的右派议员（弟弟戈特弗里德则是纳粹党代表），后来转而从事外交，驻派斯德哥尔摩及伦敦，于1940年至1943年达到事业巅峰，担任罗马德国大使馆的公使顾问。战后他重返政坛，在波恩联邦政府任职了一段时间。

7月7日，星期日

塔蒂阿娜、路易莎·维尔切克和我，应邀到意大利大使位于柏林近郊万湖的宅邸内“游泳”；原来这是为迎接外交部长齐亚诺特别办的派对。他来柏林参加甫在利比亚空难身亡的巴尔博空军元帅的追悼会。

为了这个派对，大使馆似乎把柏林最漂亮的女孩全请来了，男士却没有一位是我们认识的。齐亚诺的随从都不起眼，唯独顾问团长德艾耶塔例外。整件事非常可疑，滂沱大雨中一群人乘坐汽艇在万湖城里兜来兜去。回宅邸后，我们三人决定一叫到车就回家，可是等到该向主人致谢及道别时，却发现他和齐亚诺关在黑暗的房间里，和柏林城内最轻浮的两位女士跳贴面舞，而今天竟然是政府规定的哀悼日！离开时我们都觉得很恶心，路易莎甚至向父亲抱怨。

7月11日，星期四

办公室那位外交部来的年轻同事开派对，邀请凯蒂娅·克莱因米歇尔和我去。凯蒂娅相信他也邀请了贝利—斯图尔特。他是一名英国军官，几年前泄露了一些情报给德国，被关进伦敦塔一阵子，现在住在柏林。我请凯蒂娅转告那位同事我不想去，因为我不想认识那个人。结果他非常生气，表示贝利—斯图尔特是他见过的“最正直的英国人”！我忍不住回嘴说，可能他认识的英国人不多，而且如果他说的没错，那么上帝得救救英国国王了！他因为“我的愚蠢”，威胁将取消派对。我最后还是去了，整晚看别人玩扑克牌。其他时候我们的关系倒还好。

我们的老板E先生被分派到一间属于他自己的小办公室里，从此再没出现过。

7月12日，星期五

今晚比伦贝格夫妇在达勒姆办了一个小型的派对。比伦贝格是汉堡来的律师，身高超过两米，极英俊，肤色像一位印度大君。他娶了一位迷人的英国女孩，克丽斯特贝尔，好像是诺思克利夫爵士的侄女。他们有两个男孩，大的7岁，因为学校老师骂英国人都是“猪”，愤而抗议，竟然被开除了。他们夫妇想避免类似情况再发生，决定让她带小孩去阿尔卑斯山的提洛尔住，等战争结束。这对夫妇人很好。比伦贝格的大学同学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也在场；我只在兰曹的办公室见过他一面。他的眼睛非常特别。

亚当·冯·特罗特·祖·佐尔兹（1909—1944）的父亲是前普鲁士教育部长，祖母为美国人，亦是美国第一任司法部长约翰·杰伊的曾孙女。特罗特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哥廷根大学及柏林大学就读，接着获得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罗德奖学金。毕业后在德国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1937—1938年间赴美国及中国各地旅行。1939年，他回到英国，在阿斯特家族及洛锡安爵士推荐下，与张伯伦首相及外交部长哈里法克斯会面。1939年9月（欧战已开始），他接受“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邀请，重返美国。无论他去哪里，见任何外交家，都会提倡某些人认为立场模棱两可的主张，即反对希特勒，鼓励反纳粹运动，但尊重德国的国家利益。当时，任何有关德国爱国主义的表态（特罗特也和所有反纳粹人士一样，非常爱国）都会招来怀疑，某些盟国集团因此厌恶特罗特。1940年他途经西伯利亚返回德国，加入纳粹党作为掩护，进入外交部工作。该机构有一大群反纳粹积极人士，以两位资深官员——科尔特兄弟——为首脑。后来特罗特的同事海夫腾终于将他带进毛奇伯爵所主持的“克莱稍集团”，即反纳粹运动及策划德国未来前途最重要的智囊团。每次出国他都代表该集团传话（他出国次数相当频繁），一直与盟国朋友保持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