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至12月（第10/15页）

战后，克丽斯特贝尔·比伦贝格亦出书描述她自己的经历，见畅销书《逝去的自我》（The Past is Myself，London：Chatto&Windus，1968）。

7月13日，星期六

我陪塔蒂阿娜去见盖世太保，见我们的人非常可憎。我们的身份问题愈来愈棘手，德国人认为我们的立陶宛护照已失效，因为苏联已兼并波罗的海东岸诸国，现在要求这些国家的国民一律重新申请苏联公民身份，我们当然不可能照办！

7月14日，星期日

今晚爸爸的一位前俄国海军英雄（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朋友克洛特男爵和米夏·布特涅夫来家里。后者是一位非常聪明的俄国青年，逃出俄国占领的波兰东部之后，和兄弟姐妹躲在华沙的一个地窖里整整一个冬天。他的父亲被遣送回苏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年前他才因为俄国大革命逃离俄国！米夏带着他姐妹7岁的孪生小孩。孩子们倒颇受礼遇，因为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的。

7月16日，星期二

保罗·默茨在飞经比利时上空时阵亡。他是我们去年夏天在西里西亚认识的一位年轻德国空军军官，入伍前把他的狗“雪莉”交给了我们。来柏林不可能带狗，所以我们把雪莉送到一个农场里。

今天在办公室有人误送一张印有黄条纹的空白纸张给我，通常这种纸专为发布特别重要的新闻。我正好没事干，便在上面打了一则有关伦敦暴动的谣传，最后说英国国王被吊死在白金汉宫的大门上。然后交给一个笨女孩，她立刻翻译，还把它并入对南非广播的新闻内容。因为文稿上有些德文文法错误，负责调查所有对外新闻的老板查出是我搞的鬼，幸好他今天心情不错，宽容地没责罚我。

7月17日，星期三

今晚在提诺·索达提家和哈索·冯·埃茨多夫长谈，讨论法国情势。大家都称赞他是个好人，但德国人对于公开批评常采取防卫态度，就算再好的人也会先自我保护，同时每个人和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及他所采取的行动划清界限，让我觉得有点可怕。他们若不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一切何时能了？

直到“七月密谋”失败之后，蜜丝才知道哈索·冯·埃茨多夫原来在反纳粹运动中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初期他故意对政治一片漠然，乃谨慎使然。

7月22日，星期一

在家里听收音机广播柏林爱乐交响乐团，一场极优美的演奏会。

黛露西雅·葛契可夫从瑞士寄来一份参与法国战役的白俄移民失踪名单；其中包括我们的表兄弟吉姆·维耶曾斯基、米夏·卡塔库山和阿利欧夏·塔季谢夫。他们至今仍下落不明。

7月23日，星期二

已找到米夏·卡塔库山，但仍替吉姆·维耶曾斯基担忧；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佛兰德斯。我们住在巴黎，姓谢尔巴托夫的表姐妹也仍无音讯。

7月25日，星期四

去霍斯特曼家晚餐，庆祝弗雷迪的生日。这是我们自从那场智利使馆舞会之后第一次穿长礼服。话题围绕在防毒面具上，我们并未准备，令大家有点吃惊，因为传闻最近在被击落的一架英军飞机残骸里发现了毒气弹。

“弗雷迪”·霍斯特曼是战时柏林城内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热衷搜藏艺术品，且极富有。希特勒得势之后，原为出色外交官的霍斯特曼因为妻子莱莉是犹太人，被迫辞职。根据蜜丝的描述，霍斯特曼位于施泰因广场上虽小却极精致的公寓，好比战时野蛮汪洋中的文明小岛。一群经过精挑细选的朋友（总是包括几位欧洲美女）定期聚会，由弗雷迪搜藏的艺术品围绕，置身典雅、自在及知性的氛围。虽然这群人绝口不谈政治，但霍斯特曼沙龙的存在及其雅客共同的兴趣（和憎恶），都极微妙地在对抗纳粹主义。

7月26日，星期五

艾伯特·埃尔茨今晚来访，带蛋糕和考利诺斯牌牙膏[12]给我们；牙膏非常珍贵，现在我们只能去西门子城才买得到。他在工厂屋顶上担任高射炮炮手，最近刚被关了一阵子，因为被人发现不侦察英军轰炸机，反而在偷懒读英文小说。

7月29日，星期一

我现在星期一晚上一定留在家里，因为收音机每星期一都会播放爱乐交响乐团的演奏会。

塔蒂阿娜又加薪了，我仍然原地踏步，好悲惨。

8月1日，星期四

我现在跟塔蒂阿娜的上司乔赛亚斯·兰曹比较熟了，很喜欢他——像只懒洋洋的猎犬，极具幽默感。

8月3日，星期六

终于通过第三中立国听到玛拉·谢尔巴托夫的消息。所有表亲都已回到巴黎，却都没工作。她们的老友安德烈·伊格纳季耶夫在与法军作战时失去了一条腿。

8月4日，星期日

做完礼拜和一群朋友去伊甸旅馆。路易莎·维尔切克在那里和叫保罗·梅特涅的男孩吃午餐；他是梅特涅首相的曾孙，有一半西班牙血统。餐后所有人都应邀到绍姆堡夫妇位于克莱道夫的宅邸玩，大家分乘几辆车，保罗·梅特涅和塔蒂阿娜、纳吉与我挤在汽车后座的敞篷折叠座位上。保罗真可怜，几乎像个光头，发根好短，因为他只是个士兵。因为突然加上了一个人，可怜的普鲁士布尔夏德王子只好去搭火车。保罗显然为塔蒂阿娜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