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7/20页）

9月15日，星期三

单独和奥托及戈特弗里德·俾斯麦晚餐；前者告诉我们许多罗马生活故事。安富索显然已表态支持墨索里尼（他是齐亚诺的前内阁总理），但大部分的法西斯权贵一见墨索里尼失势，纷纷背叛了他。

9月16日，星期四

乔吉从巴黎写信来，附上一束白穗——那是一枚炸弹落在他公寓附近后，他房内一扇窗仅剩下的残骸。

盟军于9月3日空袭巴黎，造成110人死亡。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万湖见瑞士红十字会代表马蒂博士，他和母亲合作安排援助苏联战俘。我去的时间刚好，他正准备明天启程回瑞士。

墨索里尼在收音机里说了一大段话，我几乎全听得懂。

9月19日，星期日

“德国军官联合会”从莫斯科广播向德国公众求援的呼吁，连署人包括好几位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将军。

柯尼希斯瓦特　9月28日，星期二

我决定度个小假，来探望父母和塔蒂阿娜。后者看起来好多了。和母亲一起散长步，她坚持要我辞职，搬到乡间和他们一起住。她不懂为什么这个办法行不通，因为如果那样，我马上就会被分派去军需品工厂工作。连续两晚和塔蒂阿娜睡，聊个过瘾。

柏林　10月4日，星期一

和兰曹、冯·哈塞尔大使及他的儿子午餐。回办公室时，兰曹接到“上级”警告——我们在办公时间外的聚会引起许多人不满！

10月5日，星期二

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及另外一位法国男孩休伯特·诺尔一起去听一场匈牙利的演奏会。休伯特虽被派来德国劳动，却设法弄到一张医生证明，说他半聋。现在正准备回法国。

10月7日，星期四

去高尔夫俱乐部和朋友吃午餐，再赶回来，因为我和菲利普·德·旺德夫尔约好，要陪他去安全局总部（盖世太保只是该局的一部分）。他刚听说他最好的朋友之一，一位法国银行家的儿子让·加亚尔在企图越过边境进入西班牙时，在佩皮尼昂附近被捕，结果被送到贡比涅的集中营里，身上还穿着被捕时的网球衫及短裤。他设法通知了未婚妻，但后来再也没有下文，只知道他被塞进一节密闭的货车车厢里，开往奥拉宁堡，那是柏林城外一个非常可怕的集中营。我们计划装傻，问些天真的问题，把安全局的官员当成普通机关的官员。我打算用外交部——真是讽刺——的关系去说情。我们甚至想好要求他们准许我们寄些食物和衣物给加亚尔。为了怕自己一去不返，我通知了罗玛莉·舍恩贝格我们的去处。

进入城外那栋四周围满铁丝网的巨大建筑后，他们先取走我不知发了什么疯随身带着的照相机，然后把我们交给一连串官员，像踢皮球似地把我们踢来踢去，每次都得重新仔细交代一遍身份。他们问我为什么对这个人感兴趣，我说菲利普是我表弟。我们在那里待了整整三个小时，却毫无斩获。他们甚至故意施恩似地去查最近抵达奥拉宁堡的名单，找不到加亚尔！最后建议菲利普亲自去奥拉宁堡询问。离开后我求他别去，因为他一定也会被关起来。安全局里的人不断记录我们的特征，这时突然有人打电话找我，原来是罗玛莉；“你还活着吗？”我很快说是，便挂了电话。离开时，我们俩都垂头丧气，连眼皮都不敢抬；到处只见枪杆、黑色制服和表情阴沉的脸孔。能再度走到外面被炸得一塌糊涂的街道上，感觉真好！

后来菲利普·德·旺德夫尔获悉他朋友拘禁处并非奥拉宁堡，而是布痕瓦尔德。他不听从蜜丝的警告，亲自去查问，未果。1945年，进攻德国的美军解放了年轻的加亚尔，但因军队没有多余的运输工具，生还者必须步行跟在部队后方，许多人，包括加亚尔，因此死在途中。他的尸体一直没有被发现。

10月10日，星期日

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等来自巴黎的一位年长亲戚，维勒瑞恩·皮比科夫叔叔的电话，对俄战争初期他曾志愿替德国海军做口译，大概没想到是在自找麻烦！现在正准备返回巴黎，我打算交给他两封信，一封给乔吉，另一封是替菲利普·德·旺德夫尔带的。菲利普一直要我读他写的信，刚开始我拒绝，等他离开后我才打开来看。看得我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位在德国集中营内工作、从事反抗活动的神父，写给穆兰总主教的详细报告。我经过好一番良心挣扎，既不愿让菲利普失望，又担心害了维勒瑞恩叔叔。最后我把所有东西全塞进一个密封的信封内，收信人写乔吉，请他从巴黎将那封信转寄穆兰，然后把这份临别礼物交给叔叔。他离开前，和我喝伏特加酒浇愁。我祈祷一切平安顺利。

那封信安全送到乔吉手中，并顺利转给收件人，但写信的人，吉拉德特神父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