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7月至12月（第9/20页）

在未经照会英国政府的情况下，宣布已要求国际红十字会着手调查，后者表示未经苏联政府同意，不可能采取行动。苏联方面当然不同意，并且莫斯科与伦敦的波兰政府断绝了关系，指控后者通敌；两个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恢复。

后来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同样的结论，认为那4400多名受害者（全是军官），乃苏联于1939年入侵波兰后，所俘虏23万名波兰军事人员中的一部分。这23万人当中，后来有14.8万人（包括1.2万—1.5万名军官）神秘失踪。在发现万人冢之前，波兰流亡政府不断询问这批战俘的下落，斯大林的答复则千篇一律：他们已全部被“释放”或“逃走”。据说只有斯大林的警政署署长贝里亚曾经嗫嚅：“我们在那里犯下一个大错……”所有证据皆显示受害人乃在1940年，即德军占领该区的前一年春天遭到枪决。而且他们都来自同一个波兰军官俘虏营——靠近科泽利斯克的一座古老俄国东正教修道院。这批俘虏与亲属的通讯全在1940年4月中断。至于被关在另外两座军官俘虏营——旧别利斯克及奥斯塔什科夫——中的人，下落不明；他们的尸体可能都躺在某处“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万人冢中。

待苏军收复该区后，莫斯科指派本国的调查委员会将罪过推在德国身上。并且这项指控在纽伦堡大审判中被盟军列入主要纳粹战犯的罪行中。但法庭的最后裁决对此不予置评，等于宣判了真正的凶手。

卡廷万人冢的发现，当然令盟军大失颜面；当时苏联仍在欧洲苦战，其友谊与战力对盟军阵营不可或缺。同时有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极同情“英勇的苏联盟友”，不肯相信莫斯科竟做得出这样的事，于是所有盟军领袖一致保持缄默，刻意不再追究，直到战争结束。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抨击斯大林的各项罪行，并立刻根据战后东欧消息来源，促请波兰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公布该事件真相，哥穆尔卡拒绝，生怕此举将对两国关系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日后新证据陆续出土，不仅证实莫斯科为主事者，甚至披露了许多刽子手的身份。

因为卡廷大屠杀的受害者包括21名大学教授、300多名医生、200多位律师、300多位工程师、数百名教师，以及多位记者、作家和工业家，波兰方面认为苏联此举乃企图消灭可能在解放之后领导波兰建国的非共产党精英人士。

罗玛莉突然变得非常惧怕空袭。昨晚她睡在我家，在睡梦中捶了我眼睛一下。

大部分的南美洲外交官都在准备离城。

10月28日，星期四

现在每晚都有空袭，不过灾情并不严重，通常发生时我都坐在浴缸里。

柯尼希斯瓦特　10月30日，星期六

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和我一起来柯尼希斯瓦特度周末。旺德夫尔兄弟申请旅行证被拒。旅途很辛苦，因为车厢里挤满撤离人潮，多为妇孺，有一半车程都必须站着；乘客中还有许多伤患。剩下来的车程我们挤到通廊列车里，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我在这里常和母亲出去散长步，试着休息，忘记城里的生活。

10月31日，星期日

昨天我们还在床上时，突然听见一声闷击巨响，原来一架飞机坠落在我们的树林里。驾驶员在飞往纽伦堡途中想跟住在附近村里的家人挥手打招呼，结果不知出了什么问题，飞机就像块石头似地掉了下来。驾驶员当场死亡，组员则多活了几小时。附近所有居民都出来救火，但火势蔓延很快，因为整片土地极干燥。

柏林　11月1日，星期一

回程更糟。我跟阿加·菲尔斯滕贝格被挤散了，她摔了一跤，我可以听见她在车厢后面尖叫呻吟，大家在她身上踩来踩去。虽然塔蒂阿娜怕我们挤车辛苦，替我们准备了很多三明治和葡萄酒，回到柏林时仍已精疲力竭。

11月6日，星期六

苏联已收复基辅。

11月10日，星期三

俾斯麦家在波茨坦的房子现已挤满人，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决定搬回城里，何况我们已打扰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太久了。秋季来临，看来空袭情况不会太严重。我只带些生活必需品回家，这年头还是轻装简行比较明智。

11月11日，星期四

和格斯多夫夫妇一起吃晚餐，接着发生小型空袭。我睡了13个钟头。

11月13日，星期六

和西吉·维尔切克、赛车手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及女演员詹妮·尤戈一起在弗雷德双胞胎姐妹家喝咖啡。

一位著名的年轻男演员最近因“发表颠覆言论”遭到处决，令每个人都大为震惊——只因为他预测德国会战败！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前陆军总司令的侄子）也为同样的理由惹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