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7/25页）

和亚当一起午餐，然后整个下午都和他在一起。他的状况一点都不好，我真希望他能跟我们一起去克鲁曼修柏，但我知道他绝对不会在这时离开柏林。他给我几本书，然后开车送我去车站，让我搭车去波茨坦。只有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在，感觉就像回家一样。

2月6日，星期日

回柏林，上了教堂，徒步穿越半个城市。现在大部分的库达姆大街已毁。我去找西格丽德·格尔茨，她家就在这条街后面；结果她那栋房子也是唯一幸存的一栋。我走上楼梯，但楼梯到一半就不见了，而她在顶楼的公寓也消失了。没人知道她的下落。和汉斯·弗洛托一起午餐，他家也遭到严重破坏。他把公寓里剩下来的家具全搬往别处，设法撑起歪倒的墙，然后像游牧民族一样搭帐篷住。之后，我回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跟我讲了一个恐怖的故事：

12月26号那天，我们区里的那位老邮差（她让他住进我以前在屋檐下的那间破烂房间）得了肺炎，他的家人早已撤出城外，所以玛莉亚和海因茨就把老先生弄下楼，在厨房里临时帮他搭了张床。结果找不到医生，他在28号死了。整整三天，没有人来领尸体。他就挺尸在厨房桌子上，周围点满蜡烛。后来格尔布兰教授来看玛莉亚，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立刻通知有关当局；但是仍没有人来领尸体。30号，炸弹再度如雨点落在我们的小广场上，四周房子全着了火，我们这一栋之所以没着火，得感谢基克·施图姆和他几位朋友的帮忙，他们抬水将屋顶浇湿。忙进忙出的救援小组不断撞到尸体，玛丽亚则在死人脚边替饥饿的救援小组做三明治。几位邻居志愿把尸体丢进一栋正在燃烧的废墟里，玛莉亚却希望能在所谓的“花园”（其实只是一小条垃圾场）里挖个洞。就这样，可怜的邮差又在屋里挺了两天，然后才终于被抬走。

戈特弗里德和梅勒妮·俾斯麦从他母亲的乡间别墅，舍恩豪森府邸回来。海因里希·维特根斯坦的飞机就在那里被击落。梅勒妮带回来一把泥土和一些飞机残骸，像是挡风玻璃和引擎零件。她认为他住在瑞士的父母亲可能会想留下一些遗物；我不同意，徒然触景伤情罢了。当初大战爆发时，他们根本不应该送三个儿子回德国！他们家祖先多为法国人和俄国人，德国血统并不多。据说海因里希坠地时人已昏迷，因为他的降落伞根本没有打开，而且他距离飞机遗骸颇远，脚上没穿鞋。通常他都只穿一双没鞋带的轻便鞋子，在便服外披一件外套。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晚宴服外面罩一件雨衣就上飞机了。因为他大牌，所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的组员都活了下来，因为飞机一被击中他就命令他们跳机。或许他最后跳机时撞伤了头，否则就是受伤了，无法扯开降落伞。梅勒妮也给了我几片金属碎片，留做纪念，或许它们会让我接受终于真正失去他的事实。

2月7日，星期一

塔蒂阿娜接到一封电报，说保罗·梅特涅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前线染上重病。我在这里打听不到任何消息，自从西班牙使馆武官罗卡莫拉离开之后，似乎没有人知道保罗所属西班牙“蓝色师团”的最新状况。

费德·基堡从维也纳回来，说那儿的生活似乎还无忧无虑，和柏林相较竟有天壤之别，令他震惊。自从他被海军踢出来之后——因为他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员——他的生活仿佛就失去了目标。胡德号与俾斯麦号双双沉没的那次著名海战发生时，他正在欧根亲王号上服役。现在他在维也纳大学就读。

稍后在波茨坦俾斯麦家享受美好的晚餐。

路格·埃森从瑞典回柏林，带回来龙虾、美国《时尚》杂志，等等。简直是另外一个世界！

晚上接到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打来的电话。她逾假不归，现在又惹了麻烦。接着电话又响，是舒伦堡伯爵从克鲁曼修柏打来的。他先叫我不要害怕，但他替我拆开了一封办公室寄来的信：布特纳准备炒我鱿鱼，因为我没有得到他的允许，擅自前来柏林！幸亏我请他们替我拆信，因为怕有保罗的消息。也许我可以乘机跟亚当·特罗特和亚历克斯·韦特讨论我现在的处境。老伯爵本来好担心，后来听我的口气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也跟着放心不少。

2月8日，星期二

罗玛莉·舍恩贝格从维也纳回来了。

亚历克斯·韦特听到我被开除，非常生气地骂：“滥用职权！”云云。我开玩笑说，现在尘埃未定，乘机休个小假也不错；可是据说顶头上司西克斯博士不想管这档子事。

我抓住机会去美容院做头发；或许该乘机辞职！不过现在若不在政府机关做事，立刻就会被分派到军需品工厂——或者去更可怕的地方。走一步算一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