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第8/25页）

2月9日，星期三

早上罗玛莉·舍恩贝格和我一起心虚地去办公室。我被开除的人事令仍未驳回；她则不请假失踪整整三周。可笑的是，以前我总是警告罗玛莉对于“全面战争”不可掉以轻心，现在她没事，被炒鱿鱼的却是我。

亚历克斯·韦特立刻叫我进西克斯博士的小房间去捋虎须。面谈结果：我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回克鲁曼修柏上班，21号再回柏林来拿更多的资料，布特纳那边由这里处理。

回波茨坦途中，买了些郁金香，结果一路上好多人问我是在哪里买的。大家仍这么努力地想维持文明生活的假象，可怜！

晚上家里只有戈特弗里德·俾斯麦和我，我们打电话去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办公室，因为哈索·埃茨多夫告诉我军事情报局里有一位上校刚从保罗·梅特涅驻扎的那段前线回来，或许他知道保罗的情况。多亏哈索帮忙，我终于和那位上校讲上话。刚开始他以为我是塔蒂阿娜，语气有点保留，令我担忧。后来他听说我即将离开柏林，坚持要见我一面，令我更忧心。我们约好明天在阿德隆旅馆见面。戈特弗里德为了逗我开心，说他可能只想看看漂亮女孩，但我可吓坏了。

2月10日，星期四

路格·埃森载我们进城。军事情报局的那位上校人很和善，把他所知道的情况全讲给我听：保罗·梅特涅得了两侧肺炎，现在住在里加基地的医院里，一旦可以移动，军方立刻会把他送回德国，但他现在病情严重，只能等。那位上校努力用乐观的口吻说，或许这是福不是祸，因为他那一团在最近俄军发动攻击期间，损失惨重，而且保罗说这还只是战役的开始而已。

稍后我和柏林人事室主任汉斯—贝恩德·冯·海夫腾长谈。他已接到开除我的所有公文，但他的态度非常公正，表示虽然事情已经摆平，但他仍希望我向布特纳道歉：“……毕竟他自己也不好过……你没有得到他的允许就擅自离开……他负重伤……遭到枪击，神经受伤……”离开时，我竟在楼梯间撞上布特纳本人，因为想赶快做个了断，便开口向他道歉，结果，空袭警报就在那个时候响起，他喃喃说：“现在不谈这个，现在不谈这个。”这件事就此结束。

亚当·特罗特开车送我到车站，结果在途中迷路了，因为走在废墟中很容易迷失方向。他陪我待在火车上，直到火车开动才下车。火车照例爆满，我站在通廊列车里，就连那里也挤。结果在希尔施贝格没搭上转乘火车，直到午夜才回到克鲁曼修柏，已精疲力竭。

克鲁曼修柏　2月11日，星期五

积雪几乎深达1米。到塔奈霍夫总部露面后，上山去看舒伦堡伯爵，并在他的帮忙下试着打电话给塔蒂阿娜。得知她又住进德累斯顿的医院，决定这个周末去找她。老先生人真好，有他在这里简直是个神迹！跟他一起吃午餐，然后回办公室。发现了一封哈索·埃茨多夫发给塔蒂阿娜的电报，证实了保罗·梅特涅病情严重，但他附加了一句：“已脱离险境”；令人稍微心安些。

塔蒂阿娜寄给我一些新鲜的蛋，令珍妮特·S高兴得如上云端。

2月12日，星期六

工作了一整个上午，下午两点前往车站。幸好我随身带了些三明治，因为去德累斯顿那一路恐怖极了，每班转乘火车都没搭上。接着又搭错了电车，直到午夜才抵达医院。可怜的塔蒂阿娜已睡着，被我叫醒后，立刻泪如雨下。她这次来做例行检查，但人感觉很虚弱。听到保罗·梅特涅的消息后感觉更糟。

2月13日，星期日

整天陪伴塔蒂阿娜。我从办公室带来几本《闲谈者》杂志，她认出好几位战前认识的老朋友。双亲现在随时在她身边盯梢，她变得有点不耐烦，我并不怪她。我建议她到克鲁曼修柏来看我，暂时离开一阵子，对她一定有好处。

2月14日，星期一

今早从德累斯顿回来，旅途又是没完没了。我们的办公室已从塔奈霍夫迁到几排装配式军营里，我便直接过去。之前虽然办公室还没完全准备好，但大家已把所有档案都搬了过去，甚至还摆了些颇具水准的家具。快走近时，我发现军营的排列有点怪异，后来才发现原来有一整排房屋全部不见了——烧光了！我们那栋建筑也消失无踪。原来这批营房在星期六晚上着火，一个小时内便烧得精光。附近劳工营派来的男孩抢救出不少家具，可是我宝贵的照片档案却再度被毁。布特纳所有的档案也完了（活该！），还有一张属于西克斯博士的珍贵照片，以及许多办公室设备和一台价值十万马克的影印机。这场火可能是某位满怀敌意的战俘的杰作，意味着我们又得重新开始。有人告诉我当柏林的西克斯博士听到这个消息时，禁不住捧腹大笑，谁叫他们老远把我们送来这里躲避“战争的不可预期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