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13/15页）
斯帕茨晚年说：“我帮比利·米切尔作证，反对参谋本部的立场，而他们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能对你怎样。因为你在宣誓下回答问题时，你必须告诉他们实情。”
另一个空权发展的关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需要进行发展新战略轰炸机 B-70 的计划。这件事大卫·琼斯上将最有资格谈论，因为他的无私，他愿意挺身支持空权而暂时牺牲晋升准将的机会。琼斯回忆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是中校时，我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我清晰地了解到对战略空军的需求。后来我在李梅当空军首长时担任空军参谋，他要求我作一个对 B-70 需求的参谋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我将这个研究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作了简报，关于此项需求，我们以为已经说服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接踵而来的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来自国会对取消此计划的考虑的强烈质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他要我向该委员会提交我给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同样的简报。这份简报导致该委员会将 4. 91 亿美元列入下一年度的拨款法案，并指示要求空军必须将该笔经费投入 B-70 的研发中。
“不顾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反对，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也坚持要获得同样的简报。国防部研发次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找到我，和我一起修改简报。哈罗德·布朗和我对简报内容有许多争议，但我对他的才智与正直深表尊敬。我们最终得到一份两人都能接受的简报。当布朗将该简报送给麦克纳马拉核准时，他被一顿狠批。麦克纳马拉修改了简报，在空白处写了很多难以辨识的意见。更离谱的是他并没有修改图表，所有图表和文字有很多出入。当我拿到简报底稿，要赴国会都已经迟到了。
“通常向国会作简报都会有高层官员在场。这次只有一个人很不情愿地陪我，他是空军的助理部长布鲁克·麦克米兰（Brock McMillan）。听证会一开始，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伯森参议员先表达了对我们迟到的不满，然后说琼斯上校‘要给我们他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同样的简报，是这样吗？’他听到两个答案。一个来自我说的‘不’，一个来自空军助理部长麦克米兰说的‘是’。
“当罗伯森主席听到麦克纳马拉部长改过这个简报，他非常生气，没有接受简报就结束了听证会。麦克纳马拉还是展现了冷静的理智，并亲自到国会山交给罗伯森一份原本的简报，最后这个议题是由肯尼迪总统与卡尔·文森在白宫的玫瑰花园散步时解决的。他们同意取消 B-70 计划，但准备进行一个更先进的轰炸机的研究，这个研究导致了后来的 B-1 轰炸机。
“刚开始的指导是研究先进战略载人飞机（advanced strategic manned aircraft，ASMA）。我们很快改名为先进有人驾驶战略飞机（advanced manned strategic aircraft，AMSA）。没人可以接受一个新飞机被称为因为呼吸疾病而无法呼吸空气。①
琼斯在听证会开始前被告知，他已经被空军选为晋升准将候选人，但他的名字在名单离开空军后被删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的名字是被麦克纳马拉刪除的。琼斯当然可以听从上意来保住他将得到的准将，但他的风格与对未来空权理念的执著却不允许他这么做。虽然他失去了一颗将星，但他的风格却使他最后还多出三颗将星。他的军旅生涯并未因此终止，后来更成为了空军参谋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哈罗德·布朗部长最近提到当初他在麦克纳马拉时代当研发次长时，两位让他最头疼的年轻军官就是大卫·琼斯上校和海军艾克·基德（Ike Kidd）上校。布朗说这两位军官也是在 1978 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两位候选人。讽刺的是两位常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在国防部里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当琼斯成为空军参谋长时，B-1 轰炸机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卡特总统大笔一挥又砍掉了其研发计划。这又引起了争议。国会的重要领导人要抵制这个决定。他们的策略是强制编列大笔经费用来再生产两架飞机。如果空军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两架飞机就很可能会被生产，但要恢复全部计划的机会很小。
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是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将军，他很清楚地记得大家对宣布取消 B-1 计划的反应。“决定取消 B-1 计划的当天，信息办公室主任盖·哈里森（Guy Harrison）冲进我的办公室喊着，15 分钟后总统将宣布取消 B-1 计划。我利用内部通话系统告知琼斯这个消息。大卫虽然难以置信，但他还是保持了理智，他说：‘去了解总统针对这件事所说的真正语意，并准备向媒体说明。我们会被许多人询问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将如何处理。’很明显，在未来几天我们会一再地被问到我们计划怎么做。我们会抗拒总统的决定吗？我们会不会辞职？我们会不会接受这个决定？当时的情绪是，几个高层军官说：‘该死，我将很乐意递上我的辞职信。’这时清晰的头脑可能更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