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8/14页）

对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显示了更多的不正当行为。1946年，程序被彻底抛弃。城市的征兵令在8月30日发出，第一批新兵在9月11日入伍。整个过程以名册和随机抽签为基础进行。然而，由于缺少人力、经济来源和完善的计划，征兵工作无法以官方规定的方式进行。当地官吏于是决定从城市和市郊的每个地区捉来一定数量的男子凑充人数。该计划的保密进行更增添了恐惧和混乱的气氛。但是当官吏为凑满人数在各地区奔走时，贫富之间的差距显现了出来。那些有100万元或200万元法币的人可以花钱脱身，虽然军队长官警告所有地区的官吏和保长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

公众的批评声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市政府官员与当地国民党机构的成员碰头对一些指控展开调查。调查者后来宣称这些指控多数没有根据，批评这些指控在人民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然而批评在持续着。一位市级官员承认1946年9月和10月的事件并没有提高政府在北平的声誉，他表明他和他的同事将吸取教训。[70]

但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样，正式程序依旧被违反。在1948年上半年，《观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征兵的信件。从成都、青岛、南昌、苏州、沈阳和上海来的信件内容都大相径庭。军队经常未经允许就填补军队里的空缺。持有武器的士兵，通常由一位当地的文职官员（比如保长）陪同，后者可以挑出有适龄男子的家庭。夜很深了，他们挨家挨户地征兵。征兵队伍也会捉路上的行人。有的时候甚至官方规定免兵役的学生也被以这种方式劫持。当青岛被捉壮丁的家庭向军事领导人请愿时，领导人回答他们，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封信件总结道：当军队被允许如此行为，我们还说什么宪法保障和人权？

到处流传的故事无不说到：体格健壮的顶包者交易是多么有利可图；钞票快到手时，当地官吏是多么殷勤有加；他们怎样从村民那里征收实际上三倍于新入伍者家属能得到的粮食数量。

一封来自成都的信提到，虽然当地官吏说征兵的工作方式已经改善了，那里的男人们还是不得不被暴力捉走，因为没有人想要当兵。男人们可以出逃，等到征兵组往别处去后再回家——这是穷人逃避征兵的方法。在成都，据说周边的农民出逃，任凭他们的田地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依靠武力来反抗被征，另一些人甚至出卖劳力给地主以换得免于入伍。

在沈阳，同样没有人想当兵。1947年5月，原定4000人到场的抽签征兵，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却只有82个人露面，使得抽签无法进行。在这些人里，39人通过了体格检查，不经抽签就成了新兵。[71]

不情愿加入部队不一定反映了对“剿共”战争的反对——虽然这显然也不表示对此的热衷。一位与皖中村民交谈过的通讯记者写道：男人们并不害怕打仗，他们的热情主要是被虐待浇熄的——被虐待是应征士兵的注定待遇。新兵和所有士兵的条件之差是出了名的。在中国的美军和中国人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评论过这个问题，[72]没有证据显示内战期间有很大的进步。1945年6月，一家西安报纸讨论了自由中国征兵状况不理想的三个主要原因：（1）征兵过程本身不合理，太多时候钱成了唯一决定因素；（2）一旦入伍，待遇特别地恶劣；（3）士兵将疏于照料自己的家庭。

1945年7月中旬，第80军5名军官因为杀害了105个新兵而被处决。这一回，报纸将很多具体指控付印：据说负责征兵的长官要求士兵支付口粮费用；长官将分配给新兵的米和煤出售，让后者挨冻受饿；富人、知识分子和年轻商人不必当兵，而穷人被强征入伍；乡、镇、保和甲官员和部队长官都从出售顶包者中获利；冬天给新兵发夏装，夏天发冬装；残酷和非人的待遇；大量士兵死于虐待，被秘密掩埋来隐瞒真相；受伤的士兵被活埋；被用来防止征兵过程中的弊端劣迹的新的审查制度被泄露。负责征兵的官员对这些指控作了公开的答复，但是却不采纳对征兵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的要求。[73]

进入内战时期，对残酷处罚以及食物、衣服和医药短缺的指控一如既往。长官将本来给士兵的米出售，借此获利。新兵在行军途中被绳子捆在一起，以各种方式限制他们的行动，来防止他们逃跑。很多报告讲述了对伤员疏于照料，经常地，医药用品很简陋或是根本没有。[74]安徽发生的一个故事中，一名男子被征入伍，但是设法逃脱了。他最终辗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身体虚弱，健康受损。他讲到，他和很多其他男子在酷暑中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他们洗漱，每天的伙食经常不过是几碗稀粥。晚上，男人们被用绳子绑在一起，以防止他们逃跑。[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