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统治的表现：政策和工作（第10/14页）

这位将军在1946年被任命为吉林省的代主席。人们用“小眼睛的广东人”和“精神体现在行动上”来描述他，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提升他的公共形象，力图呈现一种事事尽在掌握、面面俱到、精力充沛的个性。他不久宣布吉林没有财政问题，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结论，因为吉林省还有很多贫困现象。梁将军自己至少没有经济问题，因为他很快买了一辆汽车，据说还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可加热的游泳池，而不顾当时吉林省煤的短缺已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他还将之前日本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归入省政府的管理下。小生意人很快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因为垄断使省政府能够控制很多吉林产的商品的当地市场。同时，他也没有尽心尽力地“剿共”，共产党控制了省里的大多数县。作者以妥协的基调结尾：“如果中国还没有进化到民主选举省主席的高度，那么至少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把一个军人安置在文职的行政管理位置上。”[83]

钱端升教授用一种更注重分析的风格，描述了军事对国民党影响的历史发展。他将这种影响一直追溯到孙中山起初与北洋政府的几个军阀结盟上。严格地说来，当时是为了方便进行的联合，不久成为党内不容易被清除的一股力量。当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的时候，它试图切断自己和北洋军阀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同时，开始非常强调军事训练，并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还允许一部分老军阀进入到革命军中。北伐之后，军政时期结束。事实上，训政时期无法开始：国民党曾经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与军事力量的结合，结果反而受制于它们。所以军事领袖蒋介石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政治领袖的位置。

1929年的编遣会议目的是减小军队的规模；但是上层军事领袖，包括蒋介石在内，不愿意削减他们自己的军队。接着蒋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打仗，使得军事控制依旧成为必须。该军事控制对最终的内战负有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领地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权力的扩张是相辅相成的。对蒋忠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的核心。由于接近蒋介石，又因为控制了政府的军队，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最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经常涉足政治。

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在政治上据主导地位——钱继续写道——它的反对党也只有依靠武力。人们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除非也诉诸武力。行政上，文职工作开始附属于军事。而且中国的军事不尊重任何法律，对为公众谋利益的责任没有概念。钱教授宣称如果军事不从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去除，由全国文职政府统一管理，那么中国人民的得救将遥遥无期。他以上的言论表达了很多人的感受。[84]

战争：责任　共产党设法避免同国民党一起为战争负全责，虽然他们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战争负有相同的责任，也许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想要和平。很多声色俱厉的评论，谴责两个党派以整个国家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私目的。[85]然而，反战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国民党政府。这里有几个原因。

比如就像吴世昌提到学生反战抗议者时所说，他们向政府请愿而不向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投靠共产党。他们依旧把国民党政府看作中国的合法统治者，拥有实现和平和制造战争的力量。吴教授说，请愿者的首选当然是得到承认的政府而非反对党。

其次，人们倾向于相信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协，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避免内战。不幸的是，在协定达成的几个星期之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一些会议协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其诚意的信任。对政府诚意的怀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证实。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可是有人扰乱了集会。几天以后，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受到袭击。这两个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86]

也许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都建立在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应对没有在当权时改正这些缺点负责。正是因为有错不改，政府不得不为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内战背负主要责任。这是钱端升论述国民党军国主义和共产党武装敌对之关系时的一个中心思想。该中心思想被经济学家伍启元着重强调。相比他的多数同事，伍启元更倾向于直接谴责政府的通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内战的性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过去九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他继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