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世界（第13/19页）

教授简短地说：“车祸。请把我们带到附近的居民区。”

黑人妇女和伊斯曼一道搀着他，安放在后排。汽车启动后，教授说：“我用一下你的电话，可以吗？”

他忍着腿上的剧痛，皱着眉头拨了一个号码。

在华盛顿市十号大街拐角那幢天井型的联邦调查局大楼里，接线小姐把电话转到副局长刘易斯的办公室。刘易斯拿起电话：“我是刘易斯。索雷尔？你这个老家伙，有什么事吗？”

电话中简洁地说：“刘易斯，我正在寻找一个叫江志丽的中国女子。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案子。”他极为简略地介绍了案情，“时间紧迫，希望能通过你的力量，尽快地、尽可能秘密地处理这件事。”

刘易斯知道老朋友的为人，既然他亲自向老朋友求助，必然是十分紧迫。他立即答道：“好，我亲自去，5分钟后乘飞机出发。你现在在哪儿？还有什么需要我事先准备的吗？”

索雷尔说了自己所处的位置，还有江志丽乘坐的汽车牌号、颜色、大致方位。他苦笑道：“如果短时间内抓不到她，恐怕就要在全州大搜捕了。请你做好必要的准备。”

刘易斯痛快地说：“没有问题，我有这个权力。见面再谈吧。”

“见面再谈。”

索雷尔放回电话，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开车的妇女听见了他的谈话，惊奇地扭头看看他。伊斯曼也不由得打量着他。他佩服教授的坚忍或者是残忍。他知道，对江志丽的追捕将同时是对教授良心的锯割，尤其是在江志丽大度地饶恕他们之后。但教授显然不打算退却。

而且——他不是为了一己之私利。

七

丰田车陡然下了公路，冲进一条山区便道，尖啸着左拐右转，石子在后轮处四散飞射。江志丽两眼发直，双手紧握方向盘。她并没有一定的行驶目的，她是想用飞车的剌激麻醉自己的思维。

她的视野中不是公路，而是一幅一幅的画面。一个紫色火蛇缠绕的金属笼子，然后是突然的、绝对的停顿；一辆正向深渊坠落的大道吉，它随后变成一团火球；索雷尔教授捂住伤腿慢慢倾颓，但他的表情仍然带着令人愤恨的优越。

她不由得又踩足油门，汽车呼啸着在山路上颠簸跳荡。偶然遇上的逆行车辆惊恐地躲到一边。20分钟后，她才放松踏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

现在她该怎么办？该住哪儿去？

她恍然悟到，刚才一直啮咬心房的羞辱、绝望、愤恨，原来正基于这种“无家可归”的感觉。3年前负气离开祖国时，她已经对那个死水一潭的环境彻底厌倦了。她破釜沉舟，亲手斩断所有退路，尤其是感情上的退路。在短短的3年里她已经从心理上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可惜，看来她是一相情愿，美国并未接纳她。

她曾经真心爱着索雷尔，这个父亲般的情人。甚至在思维传输取得突破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为教授挣得荣誉，而不是对自己母族的潜在益处。而教授呢……看来，她的思维层次确实比不上教授，差得太远了。

她想起不久前看到的一篇《纽约时报》社论。社论鼓吹要遏制日本，因为尽管日本已经极度西方化，但是一旦欧美的西方文明和亚洲文明爆发冲突，日本最终还是要回到亚洲文明的家庭中去的。

记得那时她曾为日本人悲哀。她接触到不少日本人，能感受到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极度依赖，对其他黄种人潜意识的疏远。不知道这些对白人有恋母癖的日本人，看到这篇社论会作何感想。她也十分畏惧这些深不可测的美国人，他们在日常交往中爽朗、坦荡，像一群永远学不会世故的大孩子。他们真诚地向世人（包括印第安人、日本人、黑人）撒播友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冷静地计划对别国实施遏制行动……一句话，他们知道必须保持自己的绝对优势，可以向别人播撒仁慈的优势，而绝不能落到依赖别人仁慈的软弱地位。他们真是天生的世界领导人。

索雷尔正是这样一个代表。

想起她与索雷尔的恩仇，心中又涌起刀砍锯割的感觉。半小时后，她的心境才逐渐平静。路况也变好了，一辆辆载重车辆和小轿车迎面驶来。她已决定该怎么办，她想把这个礼物送给自己的母族，但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脸回到母族的怀抱。

她踩足油门，拐过一个急弯。忽然看到公路上有一个红色的停车标志，有一对男女在那儿修车。由于心绪纷乱，等她意识到需要躲避时已经嫌迟了。她急打方向，丰田撞到了路边的山坡又反弹回来，脑袋撞到风挡玻璃上，一阵晕眩。她总算控制住汽车，刹在路边。她看见那个刚修完车的黑人男子和他的白人妻子急忙走过来，关切地看着她。但她只能看到对方的嘴唇在翕动，听不见声音。她喃喃地说：“我不要紧，我不要紧。”她看见黑人男子把她扶到后座，他自己艰难的挤进丰田车的座椅中，开上受了伤的丰田。那个胖女人则驾着自己的福特车跟在后边。这一切都像是一场模糊的无声电影。她缩在汽车后排座椅中，不久就丧失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