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第7/8页）

余水生摇了摇头，嘴唇动了两下，好半天才闷出两个字：“没有。”

郑秋兰又好奇问道：“那你平时在哪里唱歌？”

余水生低着脑袋，右眼躲开她的目光，小声回了一句：“山上。”

“山上。”郑秋兰重复了一遍，“我在甘省歌舞团工作了二十几年，从学员唱到副团长，蔡淑华老师的作品我唱过不下百遍，《月亮湾》是她最难的一首曲子。”

她停了一下，组织了一下措辞：“你刚才唱的华彩段落，四组颤音，宽窄疏密的变化，气声和实声之间的切换，最后收束到直音，这一整套处理，”她摇了摇头，摇完自己也笑了，“我唱了二十多年，从来没在华彩段落做到过你这样的干净程度。”

台下观众听到这句话，“嗡”的一声议论开了，一个专业唱了二十多年的歌舞团副团长，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说自己不如一个工地上搬水泥的汉子，真是让人稀奇。

不过观众们也暗暗点头认同，刚刚那工人唱得怎么样他们都是听了的，确实声音很干净。

郑秋兰继续说道：“可你跟蔡淑华老师又不一样，蔡淑华的《月亮湾》是纯净的、学院派的，她的高音像瓷器，精致、薄透、完美无瑕。你的高音不是瓷器，你的高音底下垫着一层东西，厚厚的，沉沉的，我听得出来，那是土地的味道。”她顿了顿，正了正身子，“你不是在复刻蔡淑华，你是把你自己放进了歌声里，你在山上唱了多少年，你脚底下踩的那片土地就跟了你歌声多少年，你的歌声带着大地的厚度。”

台下的观众鼓起了掌，这个评委说出了他们的心声，这工人的歌声就像黄土地里长出来的一样，它只有一层薄薄的湿润，却能浸透到人的心里。

掌声停下，卫教授拿起话筒开口道：“余水生同志，我是兰州大学艺术系的声乐教师，我在大学里教了二十多年的声乐理论课。在我的课堂上，我每年都会给学生讲一个概念，叫‘男声女腔’，这个概念指的是极少数男性演唱者，由于先天的声带结构和共鸣腔体构造异于常人，能够在保持男性胸腔共鸣的同时，做到女高音的头腔共鸣和声带闭合，唱出音色接近女性嗓音的高音。”

他看着余水生继续道：“我每年讲到这个概念的时候，都会跟学生说，这种天赋百万里挑一。教科书上有记载的案例，全世界两只手数得过来，我教了二十多年，讲了二十多年‘百里挑一’这几个字，可我自己从来没有亲耳听到过，”卫教授的话顿了顿，“直到今天。”

“听到了你的歌声，”卫教授感慨道：“我今年五十多岁了，教书教到退休大概还有十年，如果今天没有坐在这张评委椅上，如果错过了你，我这辈子的声乐理论研究都是不完整的。”

台下的掌声又响了起来，比第一轮更热烈，有人开始喊“好”。

余水生站在台上，右手无意识地攥了攥裤腿，他听不太懂评委说的那些专业术语，什么头腔共鸣什么换声区，他都不明白，可他听懂了一件事，他们说他唱得好。

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什么好。

干活干得好，那不算，那叫使得动，编草蚂蚱编得好，那也不算，那叫闲得慌。

只有小虎子和翠翠说过他唱歌好听，可小虎子才七八岁，翠翠更小，小孩子的话让他没底。

现在坐在他面前的是歌舞团的副团长和大学的教授，他们当着几百号人的面说他唱得好，说他百里挑一，余水生的鼻腔酸了一下，他赶紧吸了口气，忍住了。

柳有年从卫教授手里接过话筒，把话筒往嘴边一凑：“余水生兄弟，我就不跟你聊专业的了，郑老师和卫教授把该说的都说了，我说点别的。”

他朝台下观众扫了一圈：“我刚才闭着眼睛听你唱到第三段的时候，我想我姥姥了。”他笑了一下，“我姥姥是庆阳乡下的，小时候暑假去她家住，院子里有棵核桃树，树底下拴着头毛驴，我姥姥坐在门槛上剥豆子，一边剥一边哼歌，你唱的跟她哼的不是一首歌，可里头那个味道是一样的。”

柳有年指了指台下的观众：“你看看他们。”余水生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底下几百号人，有的在擦眼睛，有的红着眼圈抿着嘴，有的还在鼓掌。

“你的歌声是带着感情的，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柳有年收回手，对余水生竖了竖大拇指，“这是最难能可贵的，是很多歌手终其一生所要追求的。”

三位评委的点评全部结束，主持人适时走上来，举着话筒看了看三位评委：“三位老师，现在请亮灯。”

舞台上方的钢架上挂着三盏圆形灯牌，分别对应三位评委的位置，亮灯代表通过，灭灯代表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