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空空如也的山间小道（第24/30页）

好久以后，我才从其中一个讲另外那种语言的人那里得知，他们根本就没有搞什么小集团，结盟来对付我们其他人。他们相互围着站在角落里，更多是他们惟一的可能，那就是一整天不得不用外语舌头说话以后，终于能够从对方的嘴里听到母语的声音。这种语言不仅被那些讲德语的同学，而且也被那些监护人嗤之以鼻。他们之所以如此轻声低语地相互交谈，是因为不愿意刺激任何人。而且他们之间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要么是天气，要么是学校的事，要不就是从家里寄来的香肠和熏肉面包。当然聊聊这些事，就可以深深地舒口气了：一个把熟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传递给另一个，“就像在举行圣餐仪式时一样”。在一天的几个瞬间里，他们能够聚在一起，讲一讲他们那遭到禁止的方言，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太开心了”，即便他们有意识地把话题都局限在平平常常的事情上。“不管我会说njiva，而不说Acker，或者jabolko，而不说Apfel”，11那位提供信息的人大声说，“这难道有什么区别吗？！”

然而，对这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只有在昏暗的教堂里举行的连祷和失踪的哥哥，也就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的身影，阻挡着他没有把在这个王国里的第二语言——对不少人来说是第一语言——理解为针对他个人的敌意行为。然而这种情况对讲德语的大多数人来说，却一如既往，就是到了这个世纪末也没有两样，而且常常甚至也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那本老词典才把我从自己的狭隘中解救出来了。它出自上世纪末，也就是1895年，父亲出生的那一年，是一部力求完美的词典，收集了来自各个斯洛文尼亚语地区的表达和常用语。此时此刻，一抹接一抹的阳光正好又漫游过写字台对面那夜色降临的风景图像。凭借着阳光，我随之感觉到那些最微小的事物和形象连同它们的空间间隙都显现出来了——那个坐在河边的姑娘，一只手弯曲着，地平线上那棵弯曲的树，三岔路口那个小伙子脑袋扭向姑娘。同样，当时在野外谷仓的屋檐下，借助文字图像，我认识到了那一个个独特的细节。如果要我想像出自己的童年来，那么我迄今几乎始终缺少的就是这样独特的词语。事情是这样开始的，词语一个接着一个——哥哥把某些词语画线标出来了，因此我可以跳过许多——，在我眼前聚合成一个民族，家乡的村民清清楚楚地出现在其中。然而，与此同时，他们就像四处流传的故事和轶事中所说的一样，并没有萎缩成类型、角色和角色承载者。我从那些人和事物身上，看到的只是他们喜形于色的轮廓。那些词语描述的是一个乡村农牧民族，其中连一个个比喻都出自农牧范围：“他像奶牛摆尾一样鼓弄自己的舌头”；“你迟钝得就像无风的大雾”；“你们家里冷得就像在失火现场一样”。此外，城市也吓不住人，而是等着被人去占领：人们可以赶着马车“丁零当啷地闯进去”，或者乘着雪橇“滑进去”。骂起人来五花八门，死亡换句话说叫做：“他骂人骂到头了。”如果说这个民族对弥留之际拥有不计其数的说法的话，那么要说起女人的生殖器来就多得数不胜数了。从一个山谷到另一个，苹果和梨子的名字也是千变万化，同样数不胜数（有按农具命名的，有叫“割草女人”和“收割者”的，或者干脆就像七女神一样，称作“天女散花”的），像天空中似锦的繁星一样。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建立过自己的政府，因此，一切政府的东西，一切官方的东西，也包括一切抽象的东西都不得不引用统治者的语言，即德语和拉丁语逐字逐句的译文，这看上去同样不自然和古怪，似乎就像这位读者在这里找到的不是像Substanz（事物的实质）这样一个词，而是一个Unterstand（风雨棚）。然而作为补偿，它干脆就赋予那唾手可得的东西——一个个事物，而且不只是有用的事物——以爱称。在这件事上，一切家中的东西都好像以女性命名，而一切家外的东西都好像以男性命名：比如一个在热灰里烘烤的面包翻译过来叫做“Unterascher”（灰鬼），与之相应，一种梨子则叫做“Fräulein”（小姐）。一个特有的标志是，那些表示广大区域的词语仅仅加上一个音节就够了，而不需要第二个词，这样就可以生成缩小词形式。这种形式是这个区域里的事物称呼，而这个区域又为它的事物形成了这样一种栖息场所：比方说，在“Wald”（森林）一词里就隐含着“Wälderin”（森林之花），这不仅意味着居住在森林之中的女性，而且也意味着森林草，一种确切的森林花，一棵野生樱桃树，一棵野生苹果树，一个传说形象和仿佛是森林心脏的“冷杉山雀”：通过一个与习以为常的名称截然不同的名称，这位词典读者才晓得了那些事物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