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第10/22页）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该在这样琐碎的争论中提到健二。是的，我记得我当时对自己非常恼火，很可能没有注意听节子下面的话。我记得她似乎是这么说的：

“毫无疑问，爸爸在培养哥哥上是很用心思的。不过，从后来的事情看，我们发现至少在一两点上，倒是妈妈的观点更加正确。”

说实在的，也许节子并没有说出这样令人不快的话。也许我把她说的话完全理会错了，因为我清楚地记得仙子对姐姐的话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厌倦地转回去继续切菜。而且，我也不会认为大家好好地交谈着，节子会无缘无故地说出这番话来。可是，当我想到那天上午在河边公园节子的那些含沙射影的言词时，便不得不承认她是有可能说出类似的话的。总之，我记得节子最后说道：

“而且，恐怕池田也会希望一郎长大一些再喝酒的。但是爸爸这样体贴一郎的感受，真是太用心了。”

我担心一郎听到我们的谈话，而且不愿意给我们难得的家庭聚会罩上阴影，便没有继续争论，离开了厨房。我记得我后来就跟大郎和一郎坐在客厅里，一边等晚饭，一边愉快地聊天。

过了一小时左右，我们终于坐下来吃饭了。这时，一郎伸出手，用手指敲了敲放在桌上的酒瓶，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朝他微笑，但什么也没说。

女人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很快大家就轻松自如地聊了起来。大郎给我们讲了他一位同事的故事，把我们全都逗笑了。那位同事愚蠢得可笑，再加上运气不好，总也完不成任务，并因此而出了名。大郎讲这个故事时，说道：

“后来，情况越来越严重，我们的上司也开始叫他‘乌龟’。最近一次开会时，早坂先生没有留神，竟然张口宣布道：‘听完乌龟的报告，我们就休会吃午饭。’”

“是吗？”我有些吃惊地大声说。“真有意思。我以前也有一位同事叫那个外号。原因似乎也大同小异。”

大郎好像对这一巧合并不感到特别意外。他礼貌地点点头，说道：“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们也都叫他‘乌龟’。实际上，就像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天然的领袖一样，似乎每个团队也有一个‘乌龟’。”

然后，大郎又继续讲他的故事。当然啦，现在想想，女婿的话完全正确。由同类人组成的团队，几乎都有自己的“乌龟”，虽然并不总叫这个名字。比如，在我的学生中间，就是绅太郎担当这一角色。这不是否认绅太郎的基本能力，可是跟黑田之类的一比，他的才华就逊色多了。

我想，总的来说，我并不欣赏这个世界上的“乌龟们”。人们也许赞赏他们的吃苦耐劳和他们的求生能力，却怀疑他们缺乏坦诚，善于欺骗。最后，人们会唾弃他们打着事业的名义而不肯冒险，或为了他们声称自己所信仰的某个理念而退缩不前。乌龟之流永远不会成为某个重大灾难的牺牲品，就像杉村明在改造河边公园的计划上遭受重挫那样。然而同样，虽然他们有时也能混成个老师之类，获得一点地位，但永远也不可能取得任何超凡脱俗的成就。

我承认，在毛利君别墅的那些年里，我是很喜欢乌龟的，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这是由我们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我们的友谊，是从乌龟在竹田公司受迫害的时候开始建立，又在初入别墅，乌龟艰难起步的那几个月里逐渐牢固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友谊形成了固定模式，他始终对我给予他的一些难以言说的“支持”感激不尽。后来他已经掌握技巧，知道怎样作画才不致引起别墅其他人的敌意，而且他凭自己随和的、乐于助人的性格，赢得了大家的好感，但是他仍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对我说：

“我太感谢你了，小野君。多亏了你，这里的人才这样善待我。”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乌龟确实应该感谢我。如果没有我的激励，显然他永远不会考虑离开竹田大师的公司，投师于毛利君的门下。他对迈出这冒险性的一步犹豫再三，可是一旦不得不这么做了，他便从没有怀疑过当初的决定。是的，在很长时间里——至少在最初两年——乌龟对毛利君恭敬有加，我记得他无法跟我们的老师对话，只会唯唯诺诺地说“是的，先生”或“不，先生”。

那些年里，乌龟继续像以前那样慢悠悠地作画，但这并没有激起任何人的反感。实际上，很多人的工作速度都很慢，而且这帮家伙还喜欢取笑我们这些作画敏捷的人。我记得他们称我们为“机械师”，把我们有了灵感之后的专注、狂热的工作方式比作一个蒸汽机驾驶员，不断地往火里添煤，生怕机器随时都会熄火。我们反唇相讥，把这帮磨洋工的人称为“后退者”。“后退者”原本是别墅里用来形容这样一个人的：他在一间拥挤的房间里作画，周围都是对着画架工作的人，他却总是每过几分钟就要后退几步，观察他作品的效果——结果，他就总会撞上在他身后工作的同事。当然，这么说是很不公平的，不能因为某个画家愿意从容不迫地作画——用比喻的说法，就是后退几步——就说他行为孤僻，但我们很喜欢这个称呼里的挑衅性。是的，我记得我们经常说说笑笑地拿“机械师”和“后退者”来打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