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娃夫人（第5/8页）

我们这些受了印的人是世上的少数派，被视为危险的疯子。我们是清醒者，或正在清醒的人，我们永远在追求更清醒的状态，而其他人的追求和幸福却在于让自己的见解、理想和义务、生命和幸福向集体靠拢。那也是追求，也有力量和价值。然而我们认为，其他人生活在固步自封的意志中，而我们这些有印记的人却要将自然意志表达为全新的、个人的、未来的意志。我们和其他人一样热爱人性，在他们看来，人性是完善之物，应该得到传承和保护。而对我们而言，人性是遥远的未来，我们还在路上跋涉，人性的面目是未知的，它的法则无处可寻。

除了艾娃夫人、马克斯和我，我们的圈子中还有其他一些人，关系或远或近，他们也是寻觅者，却截然不同。有些人走特殊的路，带着特殊的目的、特殊的观点和义务，他们中有占星学家和犹太神秘哲学家，还有一个托尔斯泰信徒，还有一些敏感害羞的人、新教派的信徒、印度教坐禅的修习者、素食主义者等等。除了对彼此秘密生活梦想的尊敬，我们之间其实并无思想上的相通之处。有些人离我们更近一些，他们探索人类在过去对神灵和新理想的寻觅过程，他们的研究常常让我想起皮斯托琉斯。他们带来了一些书，将古老的文字译过来，让我们看古老的象征和仪式的图片，他们告诉我们，迄今为止，人类所拥有的一切理想都来自于梦境和无意识的心灵，在那些梦境中，人类摸索、追随着未来可能性的暗示。我们领略了古老世界奇妙而千头万绪的众神崇拜，一直追溯到基督教的确立。我们了解了那些寂寞的圣人的信条，听说了宗教在民族之间的传递过程。从我们收集到的一切知识中，我们对今天的时代和欧洲提出了批判，欧洲绞尽脑汁制造出人类史上强大的新型武器，思想上却堕入了深不见底、触目惊心的空虚。欧洲征服了整个世界，却因此丧失了灵魂。

我们的圈子中也有信仰某些希望和救世说的信徒。有试图在欧洲推行佛教的佛教徒，有那位托尔斯泰信徒，以及其他一些信众。我们内部圈子的成员只是倾听，将所有这些信仰都看成隐喻。我们这些带着印记的人并不担心未来的创造，对我们而言，每一种信仰、每种救世说都已提前死亡，失去了效力。我们仅将它们视作义务和命运：让每个人都成为完整的自己，与萌发于心中的自然之芽完全契合，接受未知的未来为我们作的任何一种安排。

话里话外，我们都明显感到，现今秩序的崩溃和新生已迫在眉睫。德米安有时对我说：“我们无法想像即将发生的事。欧洲的灵魂是一只被困已久的野兽。获得自由时，它的初步行动肯定不会让人开心。但无论正道还是弯道，其实都无所谓，只要让灵魂的真正困境显现出来就可以了，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欺瞒、遮蔽这种困境。那时就是我们的天地了，人们将需要我们，不是作为领袖或新的执法者——我们活不到看到新法确立的那一日——而是作为遵循者，作为愿意听从命运召唤的人。你看，在理想受到威胁时，所有人都会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但是，当新的理想，一种看似危险阴森的成长冲动叩门时，却没有人愿意有所作为。只有很少人会听从，愿意同行的人就是我们。我们的额头之所以会有印记，就像该隐的印记一样，是为了激起恐惧和憎恨，将当时的人类从狭隘的田园生活赶进危机丛生的旷野。所有影响了人类发展的人无不是愿意接受命运的人。摩西和佛陀是这样，拿破仑和俾斯麦也是这样。至于效力于哪一种潮流，或受到哪一种极端的驱使，却不是他的抉择。如果俾斯麦懂得了社会民主党的理想，并与之为伍，那他会成为一个聪明人，却不是追随命运的人。不管是拿破仑、恺撒、洛约拉，还是所有人，都是如此！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和发展史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就像地表的波动将海洋生物赶到了陆地上，将陆地生物推进了海洋一样，正是那些听从于命运的人才能完成这种全新的、闻所未闻的转变，通过顺应时势来拯救自己的种族。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在变革之前是保守派还是革命者。他们只是待命而行，因此他们才能拯救、延续自己的物种，这一点我们知道。因此我们也要做好准备。”

艾娃夫人常常参与这样的谈话，但她从来不这样说话。在我们这些表述自我的人面前，她是一个听众，是回声，对我们充满信任和理解，仿佛这些思想都源于她，又回归到她身上。坐在她旁边，听她的声音，感受她的成熟和心灵的气息，对我而言已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