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9/12页）

“她住在一间波希米亚风格的房间里——没有门的橱子，地板上放着垫子，莫迪里阿尼的印刷画，插着蜡烛的意大利勤地酒瓶，一屋子乐谱。从街上就能走进的四十英尺小房间，而他这个长颈鹿式的人在她四周大发雷霆，踢翻了乐谱架，撞翻了她所有的唱片，踢厨房里的浴缸，这位出身良好带着新的格林尼治村思想的英国孩子以为他们正做的事——和一位有名的年纪大于她的人有这段热烈的不负后果的大历险——会没有影响的，他对着她说，她就是他还没出生的后代未来的母亲，她是他一生的女人。

“感情强烈的艾拉，超大号的，撞翻东西，疯狂的长颈鹿般的艾拉，这个有紧迫感的人，带着他的不妥协，对她说，‘理好衣服，跟我走，’于是乎他知道了，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帕梅拉想结束，这样知道比他可能通过其他方式来知道的要快。‘结束?为什么?’她再受不了那种紧张了。‘紧张?什么紧张?’于是她告诉他：每次她和他在泽西州，他都不停地抱着她爱抚她，一千次地告诉她他多爱她，令她厌烦不安；然后他就和她睡觉，她会回到纽约，去看西尔菲德，而西尔菲德谈的全是她绰号称为野兽的那个人；她把母亲和艾拉联起来称作美女与野兽。帕梅拉得同意她说的，要笑话他；她也得说野兽的笑话。他怎么能如此看不到这给她带来的牺牲呢?她不能和他逃走，她不能和他结婚。她有工作，有事业，她是热爱音乐的音乐家——她不能再见他了。他坐进车，开到小木屋，第二天放学后我就去那里看他。

“他说，我听。他没跟我透露过帕梅拉的事；他没有说是因为他太清楚我对私情的看法了。我已经对他讲了超过他爱听的次数多少遍了，‘婚姻的刺激在于忠诚。如果这个概念不能刺激你，你就别结婚了。’没有，他没告诉我帕梅拉的事——他跟我说的是西尔菲德坐在伊夫身上。说了一晚上，内森。拂晓时分我开车回学校，在职员浴室刮胡子，给年级教室的学生上课；下午，上完最后一堂课，我坐到车里又开回去。我不想他晚上一个人在那里，因为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他所面对的不只是他的家庭生活。那只是一部分。政治方面的也侵占过来——对他的指控，解雇，永远列入黑名单。那才是在暗中损害他的。家庭内部危机还不是危机。当然，两方面都很危险，最终会汇合在一起，但是暂时他还能把两者分开来。

“美国军团已经因为艾拉的‘亲共情绪’开始注意艾拉。他的名字已上了某本天主教杂志，在一个名单里，记为‘结交共产党’的人。他所有的演出都受到怀疑。党内也有不和。开始激化。斯大林和犹太人之间。苏联的反犹太情绪甚至开始渗入到党内笨蛋的头脑中去。犹太党员中开始传布流言，艾拉不喜欢他的所闻。他想多知道一些。关于对共产党和苏联的纯粹性的主张，连艾拉·林戈尔德都想多知道点。隐约开始感觉到被党出卖，尽管真正精神上的冲击要等到揭露出赫鲁晓夫的内幕。然后艾拉和伙伴的一切都崩溃了，所有的努力和苦难都没了理由。六年以后，占据他们成长历程的核心全化为乌有。但早在1950年，艾拉就曾因为想多了解实情给自己惹过麻烦。虽然他决不会和我说这些事。他不想牵连到我，不想听我大声叱责。他知道如果我们争论共产党的话题，最终就会像许多其他家庭一样余生再不交谈。

“早在1946年，他第一次到开卢麦城和奥戴同住，我去看他时，我们就有过一场特别的争论，不太愉快。因为艾拉辩论起他最在意的事情时，决不会放过你。特别是在战后初期，艾拉极不愿意在政治辩论中失利。尤其是和我。没受过教育的小弟弟教育受过教育的大哥。他就直直盯着我，手指直戳着我，吵吵闹闹地迫人决定，用一句‘别侮辱我的智力，’‘这在条件上有该死的矛盾，’‘我不要站在这里听这套胡言乱语。’推翻我说的每句话。他斗争起来能量惊人。‘我才他妈的不管是不是除了我就没人知道！’‘如果你对这世界是怎么回事有那么一点点概念……！’把我放到英语教师位置上他就特别富有煽动性。‘我所痛恨的是请你阐释你所说的鬼话！’在那个年代对艾拉来说没有小事。他思考的每件事情，因为他思考了，就是大的。

“我去他和奥戴住的地方看他，头一晚，他告诉我说教师联合会应该推进‘人民文化’的发展。这应该成为它的正式政策。为什么呢?我知道为什么。因为这是共产党的正式政策。要提高街上穷苦人民的文化水平，不用经典的旧式传统教育，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有益于人民文化的那些东西。共产党的专长，我以为这在任何方面来讲都是不现实的。可是那家伙固执。我不是容易被劝服的人，我知道如何去说服人，我也是认真的。可是艾拉对我的敌对是永不疲倦的。艾拉就是不罢手。我从芝加哥回来以后，有将近一年时间没有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