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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想像力又一次让他失望。他感到似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而这是他两岁时就掌握的东西——如果身上的一切甚至连同他的鲜血，一起喷洒到人行道上，他也不会这般吃惊。要扛住这些太难，要是回到家中，也会让多恩所换的新面孔受不了。就是在那中间有艺术烹饪台的现代化的厨房里，顶上的电动天窗也无法使她找到回头的路。经历一千八百个夜晚，凭着作为一名杀人犯的父亲的想像力，他还是没有想到她隐姓埋名时的这个样子。要躲避联邦调查局也不必这样。她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太可怕了。难道从自己的孩子身边跑开吗?害怕?她的灵魂需要安抚。“生命！”他对自己下命令。“我不能让她走！我们的命！”梅丽这时已看见他，就算他早先有这种可能，他也没有崩溃和逃跑，而现在想逃也晚了。

他又能跑向哪里?还是去做那个尽干徒劳无功之事的瑞典佬?那个承蒙上帝保佑忘却了自我、丢掉了思维的瑞典佬?那个从前曾经有过的瑞典佬·利沃夫……他或许求救于那位笨重的、面带伤疤的黑女人，满怀希望地问，“夫人，您知道我这是在哪里?您知道我要去哪里?”

梅丽看见他了。她怎么会错过他?甚至在只有生命没有死亡的街上，在聚集着奋力拼搏、饱受折磨和忙于生计的人群中，而不像这样致命空旷的街上，她也不会错过他吧?这是她漂亮的、一眼就能认出的、六英尺三的父亲，是一个女孩能有的最英俊的父亲。她从街对面跑过来，被吓坏的小家伙，像以前那个无忧无虑的孩子，他常常看到她就想起自己天真的童年——那个从石头房子外面的秋千上跑下来的女孩——她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绕在他的脖子上。从戴在脸下半部的面纱里——遮住嘴和下巴的透明面纱是从破尼龙袜撕下的一块——她对这个越来越恨的男人说道，“爸爸！爸爸！”无法对她加以指责，她与其他孩子一样，似乎她的悲剧就在于不是其他人的孩子。

他们拼命地哭，这位可以依靠的父亲的中心工作就是维护一切秩序，不能忽略或允许哪怕是最小的混乱迹象——对他而言，将混乱远远挡在外面是直觉既定的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是生活赋予的每天应严格完成的任务——而这个女儿本身就是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