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具（第8/11页）

“人生苦短。”她说，“你知道，在报社我们有时会认识那样的人。英语学位。哲学学位。你不知道怎么对待他们。他们写的东西五分钱都不值。我和你说过，是吧？”她对比尔说。比尔抬头朝她顺从地笑了。

她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那么你业余时间都做什么？”她问。

当时《欲望号街车》正在多伦多的剧院上演，我告诉她我和几个朋友坐火车去看剧。

艾尔弗莱达咔嗒一下把刀叉放在盘子上。

“那种垃圾。”她叫道。她的脸探过来，满是厌恶的神情。然后她仍带有敌意的不快，镇定地说着。

“你们跑那么远的路去多伦多就是去看那种垃圾。”

我们吃完了甜品，比尔趁机说能不能失陪一下。他问艾尔弗莱达，然后轻轻地点头鞠躬问我。他回到阳台，过了一小会儿我们闻到了烟斗的味道。艾尔弗莱达看着他离开，似乎忘记了我和话剧的事。她脸上浮现出一种苦恼的温柔，以至于她站起来时，我以为她要跟着他过去呢。但是她只是去拿她的烟。

她向我伸出烟盒，我拿了一根，她故意显得开心地说：“我看你还保持着我带给你的坏习惯比较好。”她也许记起了我不再是小孩子了，我不需要一定来她家，和我作对没有意义。我不想争辩—我不在乎艾尔弗莱达对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看法。也不在乎她对其他任何事情的看法。

“我想那是你自己的事。”艾尔弗莱达说。“你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她接着补充道，“毕竟你很快就要结婚了。”

凭她的语气，她的意思可能是“我得接受你现在长大的事实”，或者是“很快你就要循规蹈矩地履行责任了”。

我们起身收拾碗碟。在餐桌、案台和冰箱间狭小的空间里紧挨着，我们很快进入一种不用说话的有序与和谐，擦洗，叠放，把剩下的食物拨到小容器里存放，把水池灌满热肥皂水，迅速接过没有碰过的餐具，放到饭厅碗橱铺着粗呢的抽屉里。我们把烟灰缸拿到厨房里，偶尔一本正经地拉出一根烟来提提神。女人一起干活时会有一致和不一致的地方—比如是否可以抽烟，或最好不抽，因为烟灰可能落到干净的餐具上，或者是否桌子上的每件东西都要刷洗，不论用没用过—结果艾尔弗莱达和我彼此一致。还有，想到洗刷完后我就可以离开，这让我觉得放松和大方。我已经说过下午要去见一个朋友。

“这些餐具很漂亮。”我说。它们是奶油色的，略带黄色，有蓝花边。

“哦—都是我母亲结婚时的餐具，”艾尔弗莱达说，“那是你祖母为我做的另一件好事。她把它们都收藏了起来，直到我可以使用的时候。珍妮从来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它们在那帮人手里用不了多久。”

珍妮。那帮人。她的继母和兄弟姐妹。

“你知道，是吧？”艾尔弗莱达问，“你知道我母亲怎么了吗？”

我当然知道。她母亲因手里拿的油灯爆炸而死掉了—就是说，油灯在她手里爆炸了，她死于烧伤—我姑妈和母亲说起过这件事。关于艾尔弗莱达的父母没有什么可说的，关于艾尔弗莱达本人可说的也不多—如果不是牵扯到那场死亡。这就是她父亲离开农场的原因（总是有什么事情，不是经济上就是道德上犯了点错误）。对待煤油要万分小心，有电真是太幸运了，不论花费多少。无论如何，对于艾尔弗莱达那个年纪的孩子，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

如果不是雷雨，她就不会在下午点煤油灯了。

她活过了当天晚上，第二天白天和晚上。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些，对她来说会更好些。

就在事故发生的当年，他们的街道通了水电，不需要再用煤油灯了。

姑妈们和我母亲对任何事很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她们对这件事感觉一致。无论何时提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名字，语气里的感情都一样。这个故事仿佛是她们可怕的财富，我们的家族独有，别人没有权利要求的一种永不能放手的殊荣。听她们谈论总是让我感觉有某种不可告人的密谋在暗自进行，一种对无论是恐怖还是灾难的深情触碰。她们的声音像蠕虫在我身体里蜿蜒滑行。

依我的经验来看，男人们不是这样。男人们尽可能迅速地回避可怕的事情，一旦过去就表现出再提起或思考它们是没有用的样子。他们不想让自己不安，也不想令他人不安。

所以我认为，如果艾尔弗莱达要谈论这个，我未婚夫没来就是件好事。最好不要让他听到艾尔弗莱达母亲的事，不要让他发现我母亲、我们家亲戚的事情，或许还有一定程度的贫困。他欣赏歌剧和劳伦斯·奥利弗演的《哈姆雷特》，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他没有机会看到悲剧—悲剧的惨烈。他的父母健康、标致、富有（尽管他说他们很无聊），他似乎不必了解任何在没有阳光的环境里生活的人。生活中的失败—失去机会、健康和财富—对他来说都是疏忽，他对我的坚决支持还没有到对我乱七八糟家庭背景也宽容的地步。